初见老沈(化名)艾滋病人自述，只觉得他很瘦，皮肤黝黑，一看就知道他经常日晒雨淋。患艾滋病8年，20年来一直在广州打工，直到不久前出现肝硬化，52岁的老沈才回河南老家治病。据悉，在老沈的家乡，和他一样出来打工的艾滋病患者有10多人。没发病时到外地打工，发病时回家治疗，这是艾滋病打工者的生活。“艾滋病患者也要养家糊口啊！”老沈反复念叨着这句话，向记者讲述了他染上艾滋病的不幸遭遇和其后在广州的打工生活。
自从8年前染上艾滋病，我的生活经历了自己无法想象的变化。当年只身来到广州，我只是一名泥水工，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壮得可以上山打老虎”。而如今，我虽然已经奋斗成了一名小包工头，手下带着四五个同样患病的老乡，收入高了不少，却被艾滋病折磨成药罐子。
1999年开始久病不愈
我们的村子每年都有患病的村民死去……我算是很幸运的，居然能看到儿子上大学(说起这些，老沈眼神里有说不出的失落。)!1987年，为了供两个弟弟上学，我离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加入南下打工的队伍，在广州一个建筑工地干活。1999年夏天，我忽然感冒咳嗽，吃了一个多月的药都不见好，接着没日没夜地发烧，整个人就像踩在棉花上。短短几个月，原本精壮的我瘦了10多公斤。后来又查出肺结核，我跑遍广州的大小医院，光看病开药就花了一二万元。本想打工挣点钱，不料都填到看病的窟窿里去了。欠了一屁股债后，只好返乡继续治疗。
老婆卖了50元血就得了艾滋病
从2000年开始，村子里很多人查出得了艾滋病。我们村共有400多人艾滋病人自述，竟然查出七八十个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
这都是命啊！(老沈愤愤不平地用力地捶腿摇头。)我老婆就卖了那么一次血，只赚了50元，夫妻俩竟患上了这个病！有些人卖了十几次血都没有出事。2003年，在家养病的我被查出HIV呈阳性，之后，妻子也被查出HIV呈阳性。
幸亏我两个儿子的身体很健康
上世纪90年代初，卖血换钱在我的家乡渐渐盛行，为了几十元，许多村民跟着血头卖血。那时候我们的家乡大概有八成人以卖血为生，没办法，实在太穷了。当时在这个偏僻山庄做工，一天工资只有1.8元，而卖一次血至少可以挣50元，很多人觉得卖血挣钱容易。
我那会儿在广州一天也能赚8元，要供最小的弟弟上大学，还得养活父母老婆和两个孩子。老婆不忍心我这么辛苦，也想卖血赚点钱补贴家用。当时我还阻止过，担心卖血会影响老婆的身体。但隔那么远，哪里管得住啊。
1993年，妻子瞒着我去了血站，卖了400毫升血。“就一次啊，谁知道竟感染上了……我不怪她。”
幸运的是，虽然我患病已经8年，日日忍受病痛的折磨，但妻子作为感染者，至今尚未发病，仍在家乡务农。幸好两个儿子身体都很健康，大儿子前年刚大学毕业，已经在广州找到工作，小儿子也在外地打工，最近刚成了家(提起两个儿子，老沈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大儿子尚在念书我要挣钱养家
1999年至2000年是我最痛苦的日子。那段时间，我的免疫细胞CD4细胞迅速下降到每立方毫米8个(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在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之间)，身体不断承受各种并发症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脸都是紫的。几经治疗，总算捡回一条命。
2004年，我的病情有所好转，决定重新回到广州打工。大儿子还在读书，小儿子打工挣钱不多，一家人还得过日子呢！于是，我带着四五个和我一样患病的老乡，找回原来的老板，承包了一个温泉山庄装修工程。
开始我跟老板说这几个老乡技术很过硬，想让他们一起出来干活，老板爽快地同意了。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一直小心隐瞒，我有艾滋病的事还是传开了。有一阵子，一起干活的人明显躲着我了，当我是瘟神一样。幸好老板是个好人，念及多年的交情，没有把我炒掉，只跟我说：“你那几个老乡就不用出来了。”我极力隐瞒老乡的病情，并向老板求情说他们已经到广州了，老板才作罢。我们都很珍惜打工的机会。家里太穷，还要治病买补品。艾滋病人也得打工赚钱啊！
我们村有10多患者在外地打工
据我所知，来广州打工的艾滋病患者不少。我们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只要身体恢复得好，又有些技术能力的人都出来了，大概有10多人，其中也不乏重体力工作者。国家给我们发免费药，打免费针、逢年过节还给每家每户发一袋米一罐油。家里有艾滋病患者的，每人每月能领到30元补助。但如果要供孩子念书，要赡养老人的话，这些钱还是不够用的，我们只能自己出去赚钱！而且我们浑身是病，像我的肝胆肺都有问题，家乡医疗条件跟不上，也很少有进口药，我就想到广州的大医院看病，可这些都需要钱。你说说，没钱怎么看病呢？
这些年来，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咳嗽发低烧是“家常便饭”，而且吃药绝对不能断。家里每隔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就会寄来从村大队领到的药。这些都是国家免费发放的，经过国家验证是有效的药，都是用小袋子分好的，具体是什么药我也不知道，听说叫鸡尾酒疗法。
在外地打工的人是没办法到县防疫站进行免费的抗感染注射的，在广州的药店根本买不到这些药。每到转季的时候，我的肺就会出问题，咳嗽不止。在老家的时候，我能免费注射双黄连、克林霉素等，在广州只能到医院看病开药，而且开的药都很贵，这些花费平均到每个月得1500元到2000元，而物品在有活干的时候，每个月也就3000元左右入账。今年8月底，我得了酒精性肝硬化，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开了1800多元的药后，返回老家继续治疗。
和艾滋病人做同事易被感染吗？
专家：洁身自好积极防护感染几率很小
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老沈一再强调他和几个老乡目前身体状况恢复得很好，都在正常工作。“去年，我的免疫细胞已经上升到500个了。只要自己注意一些，就不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的。”说起这些，老沈显得很自信。在装修队时，老沈自己出去租房子住，也很少和工人们一起吃饭，经常自己在外面“开小灶”，“我身体不好，喜欢到外面买点粥和牛奶喝，补补身子。”他还告诉记者，自己和同伴们都很自觉，不会为解决生理需要到外面找“小姐”。“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挣钱治病的，哪有闲工夫乱搞！”
装修队免不了要干些搬搬抬抬的体力活，还得敲敲打打，偶尔也会受伤流血。 “不怕传染给别人么？”面对记者的疑问，老沈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回答：“只要别人没有伤口就传染不了！”记者接着问是不是装修队的人都难免会偶尔受伤时，他坦陈：“很少受伤，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发生。”
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鸣表示，和艾滋病患者一起工作，感染的几率很小，除非两人都受伤流血，并且伤口接触到对方的血液，否则很少会出现感染。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病情，并积极做好防护，但实际上没有几位HIV感染者或患者会主动公布自己的情况。“最主要是洁身自好，平时有防病意识和常识。艾滋病没有那么容易感染。”
艾滋病有灵丹妙药吗？
专家：抗病毒治疗目前最有效
记者了解到，和很多艾滋病患者一样，虽然明知自己患的是“绝症”，但老沈仍对各种“灵丹妙药”抱有幻想，也常常上当受骗。2000年，许多传染病专家、慈善团体也纷纷涌向老沈的家乡，其中也混杂着一些动机不纯的游医。老沈险被一个所谓的“中医”害了性命。“那个人说他发明了一种熏蒸疗法，让人大夏天躺在电热毯上，再用一种中药熏，说病毒能随着汗液排走。他承诺治疗完全免费，治好了只需要我们替他宣传。我想只要有效果，替他宣传一下也挺好的，就答应了。”结果，病没好倒得了一场重感冒，还发高烧，差点没命。即便如此，老沈仍迷信一些滋补药物，他最近的愿望是攒钱买几盒韩国出的“西洋参”，500克装的一盒350元。“听说西洋参补气，我想买来试试。”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艾滋病专家蔡卫平表示，治疗艾滋病，目前最有效的还是抗病毒疗法，这几年抗病毒药物比以前有增加，以前存在的耐药性问题，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经常有患者从外地过来，制定抗病毒治疗方案之后，再回当地治疗。”至于特效药，现在还没有研制出来。
热点问题
85%的患者感染者怕歧视选择“潜水”
记者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了解到，近几年来，该院收治的重症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已经从十几年前的50%下降到10%,经过抢救，不少免疫力已经崩溃的病人也被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此外，大多数HIV感染者或出院病人，只要坚持定期复查、规范用药，完全可以像糖尿病患者一样生存几十年。据悉，广州去年共报告HIV/AIDS患者1585例，但85%的人要么留的是假身份证号码、假电话，要么干脆拒接电话。因为害怕歧视丢失工作，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选择在人群中“潜水”，这给艾滋病防控带来了很多困难。
广州现状
广州对艾滋病外来工有优待
从去年的监测数据来看，广州新发现的HIV感染者/患者七成是流动人口。“目前对于外地流动病例，尚无管理良方。”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制科科长徐慧芳表示，按照国家政策，接受“四免一关怀”的患者只能在本省享受优待，这也使得患者和打工地的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无法建立稳定的联系。“其实广州对外地艾滋病患者也有优待，只是很多患者不知道。”徐慧芳说，外地艾滋病病例只要在广州工作，都可以到市疾控中心接受免费定期检测，随时了解自己体内的CD4水平，并接受专家的建议和指导，“到需要接受介入治疗的地步，我们还会帮他转回户籍所在地。” (雷坤、刘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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