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病毒感染了我。”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长、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感染了COVID-19之后唏嘘道。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长、病毒学家皮奥特在比利时长大，是1976年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与传染病作斗争。他在1995年至2008年期间领导了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目前是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的冠状病毒顾问。但皮奥特说，他个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对抗是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
3月中旬，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长、病毒学家彼得·皮奥特（Peter Piot）感染了COVID-19。他在医院住了一周，此后一直在伦敦的家中康复。爬上一段楼梯仍然让他喘不过气来。
彼得道：“3月19日，我突然发高烧，头痛刺痛。我的头骨和头发感到很痛，这很奇怪。当时我没有咳嗽，但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我有咳嗽。我一直在工作-我是个工作狂，但不在家。去年我们在伦敦卫生学和热带医学院做了大量的远程工作，这样我们就不用经常出差了。我怀疑COVID-19呈阳性。我把自己隔离在家里的客房里。但发烧并没有消失。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从未患过重病，也没有请过一天病假。我过着健康的生活，经常散步。唯一的危险因素是我的年龄——我71岁。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认为这会过去。但在4月1日，一位医生朋友建议我做一次彻底的检查，因为发烧，特别我已经精疲力尽，越来越严重。
结果我严重缺氧，尽管我还没有气短。肺部图像显示我有严重肺炎，典型的COVID-19症状，以及细菌性肺炎。我经常感到筋疲力尽，而通常我总是精力充沛。这不仅仅是疲劳，而是彻底的疲惫；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感觉。我不得不住院治疗，尽管同时我的病毒检测呈阴性。这对于COVID-19来说也是很典型的：病毒会消失，但其后果会持续数周。
我担心我会立即使用呼吸机，因为我看过一些出版物显示，呼吸机会增加你的死亡几率。我很害怕，但幸运的是，他们刚给了我一个氧气面罩，结果证明是有效的。所以，我最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前厅的隔离室。你累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顺便说一句，我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哥伦比亚清洁工和一个孟加拉国人共用一个房间，这三个糖尿病患者的情况与已知的疾病情况相符。日日夜夜都很寂寞，因为没有人有精力说话。我只能低语几个星期，即使现在，我的声音在晚上也会失去力量。但我脑子里总有这样一个问题：当我走出困境的时候，我会怎样？
在与世界各地的病毒作了40多年的斗争之后，我成了传染病专家。我很高兴我有科罗纳病毒而不是埃博拉病毒，尽管我昨天读了一份科学研究报告，结论是如果你最终在一家英国医院感染了COVID-19病毒，你有30%的机会死亡。这与2014年西非埃博拉的总体死亡率大致相同。
我在漫长的一周后出院了。我乘公共交通工具回家。我想看看这座城市，空旷的街道，封闭的酒吧，令人惊讶的新鲜空气。街上没有人，这是一次奇怪的经历。我不能正常行走，因为我的肌肉由于躺下和缺乏运动而变得虚弱，这在治疗肺部疾病时不是一件好事。在家里，我哭了很久。我也睡得不好。有些事情仍然可能严重出错的风险一直在你脑海中萦绕。
我一直非常敬畏病毒，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病毒。现在我已经感觉到了病毒在我体内的存在，我对病毒的看法不同了。我意识到这一次将改变我的生活，尽管我以前有过与病毒对抗的经历。我觉得更脆弱。
出院一周后艾滋病自述，我越来越气短。我不得不再次去医院，但幸运的是，我可以在门诊治疗。结果我得了一种组织性肺炎引起的肺病艾滋病自述，是由一种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引起的。这是你免疫防御过度的结果。许多人不是死于病毒造成的组织损伤，而是死于他们的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这不知道病毒该怎么办。我还在接受治疗，用大剂量的皮质类固醇来减缓免疫系统。如果我身上有那场风暴和病毒爆发的症状，我就活不下来了。我有房颤，我的心率高达每分钟170次；这也需要通过治疗加以控制，特别是为了防止凝血事件，包括中风。这是一种被低估的病毒能力：它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所有器官。
在7周后，我第一次感觉到或多或少的身体状况。我吃了白芦笋，这是我在家附近的一家土耳其蔬菜店点的；我的肺部终于恢复了。我打开一瓶好酒庆祝，这是很久以来的第一瓶。
无论如何，我仍然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曾经我面临死亡，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你说呢？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