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嗡”一下大了。我刷地站起来，说：“医生，有没有搞错，你真是乱来，那是侮辱我的人格。你凭……凭……什么……说我有这样的病？”
我有点结巴，有点不知所措，有点紧张，流着眼泪不断地解释：“搞错了，是不是我表妹夫……他嫖娼、吸毒，可我什么都没干！你可以去问问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生活他们最了解。”
蔡主任站起身，在屋内走了一圈，又回到我跟前坐下：“谁都害怕自己会得这种病。但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这时，我看见了他的桌上有我的检测报告，上面盖着红印，写着：“HIV阳性”。我知道我的判决书来了。
已到了下班时间，蔡主任带我走到第一次抽血的地方，叫大家不要下班，让我重新做一次检查。蔡主任自己抽了一点血，和我的血同时进行检查。我看见我的血液渐渐凝成米粒大的红点，而蔡主任的血液却没有任何反应。然后，蔡主任要求我无论如何都要在短期内将妻子带来检查。
我的头脑一片混乱，我的腿似有千斤重，怎么走出检疫所的门，我不知道。我站在雨中，不知何去何从。
我和小路是在品尚品咖啡厅的一个僻静角落里，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小路的脸色有些发青。头一天晚他没有盖毛毯，妻子水珊也忘了提醒他，结果导致肠胃不舒服，早晨起来拉肚子。为了要见我，他吃了两片黄连素止泻片。
凭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是很守承诺、很有责任感的男人。
小路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
我的判决书到了
我想尽快地结束生命，在我亲友发现我得了这种绝症之前就意外地死掉，那么，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真正的死因，我也就保住了我的清白。
1997年5月6日，那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当天下午3时30分，我和表妹夫去汕头市卫生检疫所做出国健康检查。我表妹夫吸毒9年，是个老烟鬼，一天注射12次海洛因，家中已经一贫如洗。我想带表妹夫去泰国进行一种很有效的草药戒毒法。我希望他能够戒毒，重新生活。
交完手续费后，护士将我们领到抽血房，我本人也需要做一次检查。我们抽完血去楼下大厅等候。从3点半等到4点半，表妹夫害怕了，他怕被人发现自己是个吸毒者。我让他先走。我独自等到5点多，外面下起很大的雨。我看见一位医生对我招手，叫我过去。
我想，他可能要问我关于表妹夫的事情。我跟他走进一间房子里，他叫我躺在床上，在我的腮帮子、大腿会阴部与胳肢窝等处摸了摸。我觉得有点不妙：难道我得了艾滋病吗？
我在泰国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医生教人检查艾滋病，就是摸这几个地方。我意识到我也许有事了，但我不敢出声。医生检查完毕，将我送到二楼蔡主任办公室。
蔡主任很和蔼地问我：“我们有重大问题要问你，你要真真实实地告诉我们情况。”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结婚了没有？什么时间？”
“我有婚姻，但没拿结婚证。我和妻子从1993年同居到现在。”我有些紧张，头在冒汗，心在狂跳，眼泪都也快出来了。
蔡主任表情依然严肃：“你去泰国，是第一次，还是……”
“我曾经在泰国住过8年左右。”我赶忙回答。
“那你结婚之前之后，在房事上，有没有和第三位女性接触？”
我站起来，气愤地问他：“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得了艾滋病？”
他说：“没错。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告诉你，我们有80%的把握确定你已经感染上了。”
我决定自杀
我有点结巴，有点不知所措，有点紧张，流着眼泪不断地解释：“搞错了，是不是我表妹夫……他嫖娼、吸毒，可我什么都没干！”
我一个人默默地去过渡。我家在潮阳，从汕头到潮阳要过轮渡。
一上渡船，在甲板上发现变压器旁有一截备用的锁链，有两百多米长。我盯着那条锁链反复考虑，设计我如何死法。说实话，人走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活下去的理由？迟早总要死的，与其等到病毒大发作被痛苦折磨而死，不如现在痛痛快快了结。我想尽快地结束生命，在我亲友发现我得了这种绝症之前就意外地死掉，那么，任何人都不知道我真正的死因艾滋病自述，我也就保住了我的清白。上帝，为什么让我得这种见不得人的病……只要将那条铁链绑在身上，打个结，跳下去，最多就是两分钟，一切痛苦就结束了。渡船行至半途，下起了雨。我伸手去拿铁链，刚想套上脖子，不料夕阳突然从云层里钻出来，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后退了一步，正好碰到了身后甲板上同船过渡的一辆出租车。站在我身旁的司机热情洋溢地拉客：“老兄，你回家吧？我这里有一个空位。”我稀里糊涂、懵里懵懂地跟了他上车。
现在想起来，也许是从云层里钻出来的阳光，也许是这人世间司机的拉客声，把我从死亡路上拽了回来。我应该感谢他。
车到潮阳，我下了车。
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找到这个愿意接受我当面采访的艾滋病人，而在第一次握他的手、面对面地听他说话的时候，我曾经怕得要死。
据联合国统计，当前，带有HIV病毒者人数达5000万人。科学家确认HIV病毒引起艾滋病。到1999年底，全世界已有1630万人死于艾滋病，仅仅在1999年，新感染的人数就达到了560万人。目前艾滋病是导致人们死亡的第四号杀手。
今年2月下旬，我在深圳市献血中心采访，偶然获得一份艾滋病患者的名单，这份名单是对一大串无偿献血者进行血检时，查出感染HIV病毒的。征得其中一位HIV携带者的同意，我在三天中，先后通了8个小时的电话，了解了他的生活以及和艾滋恶魔抗争的故事。我采写的新闻连载《一个艾滋病患者的最后抗争》刊出后，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
4月中旬，我去深圳市卫生防疫站HIV抗体确认室采访，与冯铁健医生相识之后，在他的引荐下，我认识了本文的主人公。他恳请我不要暴露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还要在这个世界上顽强地生活下去。我尊重他的选择。他给自己取名为“路人”，就是过路客的意思。我说：“以后叫你小路，好不好？”
第一次和小路见面，是和冯医生一起。小路与冯医生握手后，主动对我伸过手来，我并没有多想，也来不及多想，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艾滋病自述，在那一刹那，我看到他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水在闪动。我忽然明白这简单的礼节对他来说，几乎成了一种奢侈。
在整整一个下午的谈话中，我几次想去洗手，我总是感觉和他握过手的那只手掌心莫名其妙地发痒。我害怕得要死。后来我看到同样握过手的冯医生却那么坦然，才逐渐镇静下来。
小路的胞弟因患上艾滋病已经先他而去。小路的CD4细胞仅剩26个，他的生命正迈步走向死亡。为此，他决定趁着生命有限的时光，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艾滋恶魔的可怕和他拒绝投降的勇气，甚至同意在一定时候公布他的病理日记。
其实，就在我握着小路伸过来的一双手时，一切就这样决定了，小路同意接受我的独家专访。
小路认定他的时日不多，估计不吃药不治疗的话，最多只能活3个月，他希望我抓紧时间采访。我们商定，从5月1日劳动节放假那天开始采访，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谈完，每天谈3个小时。但是，由于他身体的每况愈下，到后来一天最多只能谈1个小时。加上中途有许多杂事阻碍，直到9月初我才大体结束了对他的采访，前后花了6个多月。此后，我又采访了他的妻子、医生、发廊妹等人。每盘60分钟的录音带，我用掉了38盘。
9月底，为了全程记录一个HIV患者最后的抗争，为了了解泰国艾滋病人群落的生存状况，我和摄影师陈远忠先生一起，陪伴着小路去了泰国、老家潮阳，作一次生命的最后回访。
10月19日晚7时23分，在深圳市中医院的急诊室里，小路终于疲惫地合上了双眼。
小路走了。
然而，我的耳边，仍时刻响起他的那句话：不要因为我的死亡而停止我们的事业，真正对抗HIV病毒的武器，就是全人类的共同抗争，就是了解和预防艾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