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7 月 7 号，Science 报道了一位来自巴西圣保罗的艾滋病患者。
图源：Science
在 AIDS 2020 大会上，来自圣保罗联邦大学临床学者 Ricardo Diaz 报道称，他们使用激进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结合烟酰胺，可能‘治愈’了一位艾滋病患者。
这位病人继此前被治愈的‘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后，被称为‘圣保罗病人’（São Paulo Patient）。
自 1981 年 6 月 5 号，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次正式报道了 5 例艾滋病病例以来，这种无情的疾病在人类之间迅速扩散，正在世界范围内危及着 3800 万人的生命。医学界也一直在竭力寻找治愈艾滋病的方法。
图源：CDC MMWR
虽然抗病毒疗法已经能够有效延长艾滋病患者的生存时间，但由于 HIV 能够隐匿在大量常规药物无法触及的‘潜伏库’之中，我们至今无法有效‘治愈’艾滋病。
截至目前，学界公开承认治愈的艾滋病患者仅 2 例。
激进药物疗法治疗的‘圣保罗病人’
本次引发 Science 关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5 年前。
2015 年，Ricardo Diaz 团队募集了包括‘圣保罗病人’在内的多名艾滋病患者，并尝试用最激进的方法治疗他们。
此前由何大一教授提出的鸡尾酒疗法往往只涉及 2~4 种药物，是公认最佳的艾滋病疗法。
而参与 Ricardo Diaz 研究的 5 名病人在原本服用的 3 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基础上额外服用了 2 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并希望通过 5 种药物联用的‘超级鸡尾酒’增强药物的疗效，以及降低病毒对单个药物的抗药性并最大程度的杀伤 HIV 病毒。与此同时，这 5 名患者还额外服用了烟酰胺。
图源：The Brazilian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icardo Diaz 此前曾带领团队研究如何暴露 HIV 潜伏库。几个月前，他们在 The Brazilian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发表了他们关于烟酰胺可以‘唤醒’潜伏的 HIV 病毒的发现，这意味着烟酰胺是一种潜伏逆转剂（latency reversing agents， LRAs）。
利用 LRAs 重新激活 HIV 潜伏的细胞以后击杀，这种激活和击杀（shock and kill）的策略是减少 HIV 潜伏库的主要办法。
‘圣保罗病人’使用了就是这种策略：通过 LRA 烟酰胺暴露潜伏性细胞，然后使用超级‘鸡尾酒疗法’一举杀死所有病毒，就可能实现艾滋病的‘治愈’。
‘圣保罗病人’从 2019 年 3 月 30 号开始就停止服用了抗逆转病病毒药物，而且至今没有在他血液中检测到任何 HIV 病毒，血液中的抗体浓度也非常低，这意味着该患者的艾滋病‘有可能’被治愈了。
‘圣保罗病人’是 5 名患者中唯一一位在血液检测中 2 次得到阳性结果的患者，这可能就是‘圣保罗病人’被‘治愈’的原因，因为潜伏的 HIV 病毒被唤醒之后立刻被抗逆转病病毒药物消灭了。
如果这个假设为真，‘圣保罗病人’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 3 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也可能是世界首例通过‘药物治疗’痊愈的艾滋病患者。
难以复制的柏林病人与伦敦病人
在‘圣保罗病人’出现之前，‘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的相继出现就给我们带来过‘治愈’艾滋病的曙光。
名为 CCR5 的受体早年间被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发现是 HIV 病毒进入 T 细胞的主要受体，少数人携带一种名为 CCR5-∆32 的突变，这意味着这些携带 CCR5-∆32 突变的人，天生对 HIV 免疫。
邓宏魁教授相关论文，图源：Nature
丁香园此前报道过的‘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正是接受 CCR5-∆32 突变携带者骨髓移植的天选之子。
遭受艾滋病和血液疾病的患者，在接受 CCR5-∆32 突变的骨髓移植后，成功清除了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并且无需继续服用抗艾药物。
遗憾的是艾滋病人自述，‘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的故事并不能推及到全球数千万艾滋病患者，骨髓移植的昂贵成本以及配型难度，使得绝大部分艾滋病患者无法成为一下个‘柏林病人’。
邓宏魁教授编辑 CCR5 治疗艾滋病的尝试，图源：NEJM
尽管冒进的贺建奎以及谨慎邓宏魁教授等人先后尝试了基于 CCR5 基因编辑的疗法，但 CRISPR 技术本身的安全性问题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相关疗法快速投入临床使用中。
为了应对数千万甚至上亿人的患者规模，最普世的方法还是要回到药物和疫苗上来。因此，‘圣保罗病人’如果能得到证实，将为全世界 3800 万艾滋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仍需被证明的‘圣保罗病人’
‘圣保罗病人’由于艾滋病自带的高流量迅速引起了各方关注，和前面两例治愈患者的经历也大相径庭，但许多艾滋病领域的学者，目前似乎并不买‘圣保罗病人’的帐。
1。 停药时间过短，且仅是患者自述
关于‘停药’的描述是‘圣保罗病人’自述的。如果‘圣保罗病人’撒了谎，治愈也就无从谈起。
研究的负责人 Ricardo Diaz 打算通过检测‘圣保罗病人’体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含量来确认‘圣保罗病人’的描述是否为真。
此外‘柏林病人’在停药十多年后艾滋病都没有复发，‘伦敦病人’的相关检测也长达 3 年。可‘圣保罗病人’自 19 年 3 月停药以来，满打满算也才 16 个月，停药时间相对更短。
就算‘圣保罗病人’自述的停药真实可靠，也没办法保证‘圣保罗病人’的 HIV 病毒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卷土重来。
2。 缺乏进一步检测证明
‘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都先后检测除了血液之外的‘HIV 潜伏库’的病毒载量，尽管在部分组织中检测到了少量的 HIV 基因，但后续实验证明这些 HIV 病毒是不完整且不足以导致 HIV 复发的。
目前关于‘圣保罗病人’的信息，只提到患者血液中没有检测到 HIV 病毒且抗体浓度较低，但未见病人血液内抗艾药物含量检测，或其他‘潜伏库’中病毒载量检测。
如果其他潜伏库中还有 HIV 病毒，那么‘圣保罗病人’远谈不上治愈，这些潜伏的病毒随时可能卷土重来。Ricardo Diaz 将在后续的 AIDS 2020 会议中详细的报道相关数据，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不排除仍有复发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此前有证据表明一小部分患者在感染 HIV 后如果尽早服用抗艾滋病药物，停药后的会有更高的概率控制血液中的 HIV 载量。
在‘圣保罗病人’确诊感染 HIV 仅仅 2 个月后，他就开始抗艾药物的治疗，如果这时的‘圣保罗病人’刚刚感染 HIV 没多久，可能导致他在停药后长时间的检测不到 HIV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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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曾报道过有几例经历骨髓移植的患者一度被认为可能被治愈，但事实上并没有
4。 样本过少，仅是孤例
‘圣保罗病人’使用的是 5 种抗艾药物与烟酰胺连用的极端治疗方案，而‘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都是血液癌症的患者，并接受了 CCR5-Δ32 的骨髓移植，后两例的治愈是相通的。
在‘柏林病人’被治愈 10 年后，‘伦敦病人’的出现相当于重复出‘柏林病人’的研究，证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但‘圣保罗病人’只是孤例，接受同样治疗的 5 名患者只有‘圣保罗病人’出现了这种情况。
最后，有关‘圣保罗病人’的所有信息仅是由 Ricardo Diaz 在 AIDS 2020 大会上报道的艾滋病人自述，尚未经过同行审议，Science 对此也持有保留态度，‘An intriguing—but far from proven—HIV cure in the ‘São Paulo Patient’’（很有趣，但远未被证实的 HIV 治疗手段）。
所以，依据目前透露出来的信息来说，我们还远远无法说，‘圣保罗病人’已经被治愈了。在更长时间以及更多检测数据出现之前，‘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依旧是孤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