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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自述患者，1月18日晚开始发烧，26日在医院拍了CT，显示双肺感染，有玻璃纹阴影。
26日晚，医院要新开一层病区，他很幸运地当晚就住进了医院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
从这里开始，自述人描述他得病以后，所遭遇的第一次歧视。
轻症患者不让重症患者进入病房
29日凌晨，病房里一位老人抢救无效离世，早上九点多，殡仪馆的人来收敛，消杀，需要他人回避。
我住的是重症监护室，没有阳台，护士让我到隔壁有阳台的病房去待一会儿。那个房间住的是轻症，他们很害怕我，不许我进去。
有一个男病友叫的特别凶，一直喊：“你太危险了，不能进来，不能进来！”
在这个情况下，轻症的人还歧视重症的病人。
护士站出来帮我说话、解了围，我才可以在那个病房的阳台上，呆了一阵子。
我在重症监护室共住了八天，这个病区是35张床位，我所知道的有7个人死亡。第一天住进来的时候，隔壁房间的一个老太婆死了，走得悄无声息，亲人不在旁边。没有人哭，没有喊，周围的人也很平静，没有人惊恐，没有人说话，口罩下看不出表情。
在这里死亡是悄无声息的。见太多了，大家都开始麻木了。
住院期间，我做的后四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肺部阴影也吸收了，经过医院专家组综合审核，2月14日，我治愈出院了。
我原来以为治好了病，生活可以回归正常了，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漫长的被“隔离”的生活，除了身体上的隔离，更难过的是“心理”的隔离。
兄弟姐妹也心生戒备，亲妹妹直接挂断电话
这个新发传染病，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医生对很多问题还未有科学定论，大家对这个病还是恐慌，我自己也恐慌。
我1.72高的个子，生病前体重将近160斤，现在130斤，体重降下来30斤，腿瘦得两根细棍子。呼吸不顺畅，胸口总是隐隐作疼，动作幅度大一点，气就会有点提不上来，气管和喉咙这个地方感觉被东西堵住了。晚上睡觉不踏实，容易被憋气憋醒，很难深度睡眠。我和其他病友交流，不少人反映有这个问题，一个治愈的患者说，走路走快了就喘气，要站住休息下才能继续走路。
近来媒体陆续报道有治愈者复阳的问题，尽管复阳患者的比例很低，但我还是很害怕，担心自己的病情是不是会反复，会不会传染给家人。还有人说，这个病可能会像乙肝一样，终身携带，尽管科学家否定了这个消息，但大众还是很恐惧。
我回到家后很小心，我老伴有呼吸道的老毛病，身体底子弱，千万不能传染她。出院已经一个多月了，中间又去隔离酒店集中隔离了14天，其他在家时间，我每天除了吃饭就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卧室里，在家也是戴着口罩和手套，吃饭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吃，上完洗手间，我会用84消毒，还有我摸过的门把手等地方我都会自己消毒。
这个病很考验人性，它把人们分开，即使是我的亲兄弟姐妹对我也是有戒备的。
我的亲兄弟叮嘱我，“你不要出去走动了，你的病还可能复发的。”他们本意是关心我，但我听了还是有想法。
最让我难过的是我的亲妹妹，妹妹比我小很多，往常我最疼爱她，两家走动得很多艾滋病自述，有好吃的我总惦记着她。但是自从我生病，她没有问候过我一次，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只跟我老伴通过一两个电话。在我病重的时候，我老伴给她电话，哭着告诉她哥哥快不行了。我小妹妹立即说：“不要跟我说这个，不要说这个。”把电话挂了。
她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晦气的事，这个伤了我的心。
被朋友们冷落，被邻居当做病毒躲避
亲兄弟姐妹尚且如此，外人对我们这类病人更是有偏见。尽管我们已经治愈了，但别人依然看我像看到病毒一样避而远之。
我原来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退休十年，生活安排得满满的，什么都玩，有很多朋友。那些微信群现在都冷清了，我曾经给朋友们发过微信，转一些预防新冠病毒的科普帖子，没有人回复。但武汉有个治愈的人复阳后死亡的消息报道出来，不少人都把这个帖子转给我。
我自己已经看到这个帖子了，本来就害怕艾滋病自述，还不断被周围人提醒，心里更难过。我已经被我喜欢的社会隔离了，没有人跟我交往，人们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表达拒绝。在这个传染病没有百分百被人类攻克前，在疫苗没有出来前，人们认为我们这类病人是危险的，治愈只是暂时的。
出院这一个多月，我第一次出门，是我的电动摩托放在家门外充电，我想出门拔电。我才刚打开家门，腿迈出家门一步，有个原来关系很好的住同一栋楼的邻居，看到我扭头就走，她好像看到不洁净的东西，受了很大惊吓，手中的塑料手提袋掉到地上也顾不上，一下子跑得远远的，像躲瘟疫一样。
那是我回家后第一次出家门，我是戴着口罩和手套的，看到她惊恐的眼神和躲得远远的背影，我觉得很受伤，关了门没出去。
在自家凉台上晒太阳，被小区居民投诉
我家自带了一个70多平米的凉台，那是我往常休闲娱乐的地方，出太阳的时候，我跑到凉台上去晒太阳，想补补钙。
可是还没有几次，社区干部就来跟我反映：有居民反映你到凉台上去了，那是户外空间，有人比较害怕，希望你以后不要上凉台了。
从此我再也不去那个凉台，想晒太阳，我只能呆在自己的卧室里，把双腿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的一丁点可怜的阳光，对我已经是恩赐了。
有次我看到小区微信群里的消息，有人给小区捐爱心菜，在小区门口分发。那天我老伴没在家，我就出去领爱心菜，社区干部看了我，立即说，“你不要来领，叫你家老伴来领。”
那是我第二次出门。大家对我的态度都是如洪水猛兽般，唯恐避之不及。
“你别过来，站远点，再远一点！”
回家一个多月后，我第三次出门，是因为我手机上的健康码一直还是红色的。我就到小区门口的工作人员那里，想问问健康码怎么样变绿。那天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见到我立即摆手说：“你别过来，站远点，再远一点！就站那里和我说吧。”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瘟神一样，当时自尊心受到很大打击。
第四次出门是我回医院去取药，在收费的地方，我稍微把脖子往前伸一点点，里面的人就喊：“退回去，退回去。”给我找钱，是把钱远远丢过来，我要自己费劲才隔着挡板捞出来。
在等药期间，我想在靠近保安的一个座位上坐一会，保安立即让我到离他更远的座位上坐。
我觉得我们这类病人比艾滋病还让人害怕，人们对艾滋病已经有所了解，要通过接触传播，而对于新冠病毒的飞沫传播，还有传说中的气溶胶传播，人们很恐慌，觉得我们走过的地方都带着病毒，一路要消毒。
这个未知的传染病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弄得很紧张。大家认识有差异，亲兄弟、左邻右舍、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都疏远了。大家害怕这个病，对我们有顾虑，我是理解的。
我在公共场合也会尽量做好防护，不给别人带来麻烦。
虽然我已经70多岁了，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但是他们那种毫不掩饰的偏见，赤裸裸的直白的嫌弃厌恶，每一次都想刀割一样让我难受。
现在存在一种隐性的鄙视链，全国人歧视湖北人，湖北人歧视武汉人，武汉人歧视生病的人，得非新冠的病人歧视新冠病人，新冠病人在鄙视链的最低端，哪怕是已经治好的新冠病人， 别人还是嫌弃，觉得我们身上带着某种病毒，是不干净的。
我们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上这个病毒，在医院经历了生死挣扎，身体上、心理上都有创伤，治愈后还要面对社会的偏见。我原来是个很乐观开朗的人，也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出门，我现在变成了一颗“玻璃心”，我害怕别人的白眼。
正确认识“社会疫区和心理疫区”，积极调节
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任方新提醒，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都伴有两个疫区，即社会疫区和心理疫区。
方新指出，对于非疫区或非病毒患者及家属来讲，对疫情风险保持警惕，担心被感染，与来自疫区的同事、朋友、邻居或小区居民保持距离，“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在面对危险及潜在风险时的正常反应，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策略。”
其实疫情高峰过后，很多人的心理创伤才刚刚开始。方新建议，从四个层面进行调节。
在认知层面：大家要认清大局，要相信国家、相信科学；并学会换位思考，尊重和理解感染患者及家属。在情绪层面：要及时觉察情绪，，并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适度的宣泄，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员倾诉。在躯体层面：要规律作息，补充营养，少熬夜，做好自我关照；也要利用各种机会锻炼身体，提高身体免疫力。在行为层面：要坚持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聚焦自己手中的事情，找到自己的节奏感和掌控感，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保持自身安全，也展示自己的最大善意
哈佛大学校长在通知学生撤离学校的邮件，最后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新冠病毒将考验我们在危机时刻，所显示的超脱于自我的善良和慷慨。
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为，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
希望社会能向新冠患者展示善意，人们加强自我防护、保持安全距离是应该的，但不要在行为上视他们为洪水猛兽，刻意回避。
经历过疫情，很多人的身心已经受到伤害，而社会的歧视将是持续更久、影响更广泛的“二次伤害”。
病毒是敌人，患者不是敌人！
被同胞伤害，比被病毒伤害更可怕！
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走到一个更成熟的文明的状态，对病毒和疫情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认知，对新冠治愈患者有越来越多的接纳，能给他们一个宽容的环境，减少无必要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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