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卫健委统计，我国艾滋病存活感染者已达95.8万。
这是能够被统计到的，加上那些未被统计的，结果只会更惊人。
△2017年新闻截图
虽然一直听说艾滋病感染率在逐年上升，但真的看到具体数字的时候还是觉得意外。
我意外的并非只是这个群体的快速增长速度。
更意外的是艾滋病人自述，这个群体其实并不算小，但我们在生活中几乎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
至于为什么？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而且早就知道了——
即便已经2019年了，艾滋病这个群体还在不断被边缘化。
说好听点叫边缘化，说白了，其实艾滋病患者一直在遭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歧视。
大纯至今也说不清他们被歧视的具体原因。
究竟是因为这种病“不光彩”的感染渠道。
还是因为可怖的发病症状。
亦或者只是人云亦云，为了歧视而歧视。
但让大纯更想不通的是，无论对艾滋病人存在怎样的误解。
现今的科普渠道及科普知识也足以消除这些疑虑。
但为何歧视却一直存在，而且无处不在。
或许很多人知道大学生是艾滋病高发群体。
但很多人不知道，大学校园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并不亚于其他地方。
江苏某211高校的大学生子铭（化名）在大二那年染上了艾滋。
很快，他患病的事情就被室友发现了。
室友上报给了辅导员，在辅导员的逼问下，子铭道出了染病的原因。
但他收到的不是关心和同情，而是“休学两年”的残酷建议。
尽管他不服气将事情告知了校长，结果也没有因此而改变。
辅导员告诉他，要么休学，要么被隔离，单独住。
子铭无奈，叫来疾控中心的医生来向学校解释科普，休学的事情这才作罢。
可即便最终学业保住了，成绩优异的子铭也再无机会继续深造。
他的保研资格还是被取消了。
子铭不幸，也幸运。
因为像他这样染病的学生，下场更凄惨的比比皆是。
即便他们顺利毕业，去就业，也会被拒之门外。
越是声名远扬的大企业，越不能免俗。
今年10月，一名叫刘元的员工起诉了茅台酒业。
已经在茅台子公司工作了两年的刘元今年5月参加了公司的转聘。
笔试面试都顺利通过，且成绩优异。
但体检环节却出了问题。
其实刘元的其他各项身体素质均符合招聘体检要求。
但茅台职工医院私自为刘元的血液加了一项HIV抗体的检测，以患病为由拒绝录取刘元。
刘元一气之下，将公司告上了法庭。
这件官司，于情于理，茅台公司注定要输。
《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清清楚楚地写着：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未经本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病人信息。
茅台酒业明知故犯。
但即便胜诉，刘元也绝算不上什么最后赢家。
患病秘密被曝光，等待他的只会是更多冷眼与嘲笑。
而且更可笑的是，网上针对此事的声音中，不少公然支持企业拒用艾滋患者的。
可笑，却是赤裸裸的现实。
有些权益，艾滋病患们还能勉强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维权。
但其实大部分歧视，他们在面对的时候，终究是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来自他们身边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
《彭城晚报》曾在两年前发表过一篇名为《一个艾滋病男同感染者的故事》的文章。
故事的男主人公阿诚自述了自己的患病经历及被亲人放弃的过程。
患病前，阿诚有着体面的外企工作，亲密的同性伴侣，以及非常疼爱自己的父母和小姑。
患病后，家人不再管他，也不去医院看他，留他一个人在医院治疗。
小姑还将他患病的事情告诉了公司同事。
公司领导打电话来骂他，骂他是个骗子，欺骗大家的感情。
同性恋人在得知他患病后也迅速离他而去。
一时间，他失去了朋友、爱人、家人、同事。
△电影《最爱》截图
即便后期他症状稳定后想回家去住，父母都不同意他搬回去。
只有爷爷一个人不嫌弃阿诚，和他相伴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
可爷爷去世的时候，亲朋也不允许阿诚守灵。
原因很可笑。
夏天蚊子多，阿诚的病会传染给大家。
阿诚的家庭并不算蒙昧落后，结果最后都输给了一位年迈的老人。
与其说是观念问题，倒不如说是自私人性使然。
即便是再亲近的人，也害怕自己被传染，所以根本不想花时间去了解相关知识，便杜绝一切传染可能。
即便是再亲近的人，也接受不了对方的“不光彩”疾病，与其被被别人指指点点，不如把他“一棒子打死”。
这位名为“小灵”的孤儿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
1岁的时候被确诊艾滋。
只能在孤儿院过着被隔离的生活。
何其悲凉！
其他大型疾病的患者被亲人抛弃，我们都会主动为他们打抱不平。
艾滋病患被亲属隔离，我们却习以为常。
不给他们解释的机会，甚至用绝情抹杀了他们生的希望。
大纯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的是——
为什么在某些人的观念里，面子比命和亲情更重要。
年轻人患病尚且被如此对待。
老年患者被接受的希望，则更渺茫。
HIV患者中有一个更特殊的群体，也是一直被忽略的群体——
老年人。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老年人群，特别是60岁以上男性人群感染的病例报告数，2018年达24465例。
为什么被忽视？
源于需求被忽略。
访谈节目《和陌生人说话》曾聚焦公园相亲角的老年相亲群体。
有被采访者坦言，自己来相亲，就是为了满足性需求。
可惜的是，中国大部分老年人的性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
而且生性内敛的中国人往往会心照不宣地选择性回避这个有点尴尬的问题。
但回避并不代表不存在。
而且回避的结果往往更适得其反。
他们患病的原因艾滋病人自述，听上去特别不值得。
有人因为过于寂寞，在跟广场舞伙伴互相抚慰的过程中染病。
有人和来路不明的流浪汉发生关系，甚至不知道自己何时染病。
更可怜的是，有些人为了顾及子女颜面，不敢声张，更不敢去正规医院治疗，因此延误了病情。
当然，这种困境，不止老年人有。
直至今日，诸多艾滋病患都仍在经历。
我们都知道，求助搜索引擎是多么愚蠢的事情。
但现实是，除此之外，他们真的没有援手。
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2016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天津某大学志愿者到街上进行公益宣传活动。
他们把传单和安全套送到路人手中。
有人露出嫌恶表情。
有人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极端事件。
去年，上海同济大学的艾滋病匿名检测包，没想到，只用了6个小时就售罄。
更可怕的是，回收的37份检测包中，结果呈阳性的高达2例。
两个极端事件之间有何因果联系，想必无需我再多言。
比起谈性色变，大纯更怕的是，我们习惯了谈艾色变。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文章中大部分事例的主人公用的都是化名。
这就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患所面临的的残酷现状。
可他们只是患病。
承受痛苦疾病折磨的他们，很难再抗下“作风不检点”、“生活糜烂”的道德烙印。
《陈情令》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叫：
“未知全貌，不予置评。”
即便是知道了他们患病的原因，无论如何，都不该成为他们被歧视的理由。
因为生活作风和珍贵生命之间，永远画不上等号。
既然你我早就知道，他们并非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