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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艾滋病人的自述:我的命还没有房子值钱!

阅读数:            发布:202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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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张振勇吃完药,站在一旁的江丽抱怨道:“你整天就知道抱怨你卖血的事情,我跟你说,既然这艾滋病缠上了你,你就只能认命了!你这几天抓紧时间找个伴出门,挣点钱回来,要不是要照顾儿子和外婆,我就和你出去挣钱了。你说我们家这三间房子还能住几年?没有钱怎么盖房子?儿子转眼就大了,不是我逼你,也不是我整天喜欢和你吵,可事实摆在我俩眼前,你说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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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坐在椅子上的张振勇没有回应自己的话,吃完饭洗刷完毕的江丽赌气地站在房间里和儿子一起看电视:“张振勇,你不要整天冲我发脾气,不要整天说你的命不好感染上了艾滋病!我的命就好了?虽然我和儿子目前还没有查出有艾滋病,表面上我是个有老公的人,可事实上我还不照样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难道我整天让你到外面挣钱还是我的不对?没有钱盖房子,儿子大了到哪里去找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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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爱人江丽的说话,一个人坐在隔壁小床上的张振勇很无奈:“过完年我都39岁了,老婆江丽过完年也35岁了,别人家过年都是喜笑颜开的,可我家过年都没有人笑。人家过年都可以给老婆孩子买新衣服,可我买不起。人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抱着自己的老婆,可以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而我只能一个人躺在这张小床上。不是我不想过夫妻生活,而是我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我老婆。我有时候也想笑,可是实在笑不出来。我恨我自己,我恨我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人,恨我出生在穷人的家庭。说到底,不是没钱我也不会去卖血。

那是在1990年到1991年的时候,我们这里开始流行卖血。由于我们这里的土地是属于靠天收那种,指望土地只能解决温饱,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每次血站开车到村头接人,只要汽车喇叭一响,大家就都往村口跑,人太多了,车子都坐不下,车顶上、工具箱里都是人,能挤上车的人都很开心。那时候我家也穷,爸妈也和村里人一样都到血站卖血挣钱。当时我好像还不到20岁,看见别人都跑去卖血,觉得好玩,人家去我也去,反正胳膊一伸钱就来了,不去白不去。就这样我也跟着大人们一起坐车到血站卖血。我记得当时卖血分两种,卖大血和卖小血。卖大血就是抽出来的血全卖给血站了,血站一次性从身上抽两袋血,相当于2斤的瓶子装满,每次50块钱。卖小血就是血站把抽出来的血通过机器提炼出白血球,然后再把剩下发黑的血浆重新输回到我们的身体,这样卖一次小血能挣30块钱。当时都说卖小血不伤身,所以很多人舍不得卖大血就卖小血。我记得当时那个抽血的针头很粗,看起来有点害怕,抽完这个人,就接着抽下一个人,我们毕竟是农村人,没有文化,血站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和我们说卖血的害处,我们也不知道共用针头有什么危害,更不知道卖血会传染上艾滋病。就这样我去了一次,一共卖了三次小血,90块钱。去掉我在血站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加上和卖血的年轻人打牌时输掉了40块钱,等我回到家里,身上就只剩下30块钱了。我的父亲考虑到我还没有成家就不让我去了。就这样,我拿着卖血挣来的30块钱做路费跑到外面打工去了。那个时候我到外面出苦力打工一年到头除掉来回路费也剩不下钱。

由于家里穷,我27岁才娶上媳妇。为了给我娶媳妇,我的爸爸妈妈不仅花光了他们卖血挣回来的钱,还四处借钱。可是在我结婚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老婆的浑身到处都烂得厉害。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村也经常有人活活烂死,有人说我老婆和他们一样是梅毒病,看不好的,只能活活烂死。就这样,我和她在结婚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办了离婚手续,离婚后不久,她就烂死在***妈家里了。

29岁的时候通过媒婆的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婆江丽。当时为了和她结婚,我四处借了一万多块钱。在结婚那年,老婆就给我生下了儿子张俊理。看到儿子的到来,我甭提有多高兴了,我终于有儿子可以传宗接代了!虽然当时家里很穷,但是看到了希望,我就拼命到外地靠力气挣钱养家。那个时候我虽然四处打工很苦很累,但是我整天都喜欢笑。可我做梦都没想到,大约在2005年的时候,国家派人到我们村里给我们免费检查身体,我竟然被查出有艾滋病,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艾滋病,就连我的妹妹也是,全家只有我的弟弟一个人不是。要不是卖血的时候弟弟还很小不让卖,估计我弟弟也跑不掉。不过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和我结婚并生子的江丽没有被查出感染上艾滋病。就在查出有艾滋病后不久,我的妈妈死了,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艾滋病,才知道为什么我们村一个月都可以死几十个人!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喊这种病叫做“爱死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艾滋病,也不知道死去的人是因为被感染上了艾滋病。记得我被查出是艾滋病的时候,村里没有被感染上这个病的人都不敢和我说话,只要一看见像我这样有艾滋病的人马上就跑开了。如果一大群人在一起聊天,只要看到我过去,保准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大群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家里的亲戚也没有人敢到我家,更让我苦恼的是,江丽整天哭着要和我离婚。我当时就说这艾滋病是血站传染给我的,不是我在外面鬼混得的,离婚可以,但是不能把儿子带走,只要我活一天儿子就要跟着我一天。可能是考虑到儿子吧,闹了一段时间后,江丽就不闹了。看到老婆和儿子,我觉得自己还得好好活着,不能破罐破摔!当时我和江丽结婚时借的一万多块钱还没还,江丽因为宫外孕看病还借了七千多块钱,再加上我在没有被查出艾滋病前去看病欠下的几千块钱,我们一共欠了人家两万多块钱的债。我一死艾滋病人自述,这些债就会落到老婆身上,我觉得对不起老婆。就这样,我贷款买了现在的这辆车,开始到全国各地帮别人做防水。这辆车是方向盘三轮车,而我以前考的是手把式驾驶证,开着车得换驾驶证。可是换证要花钱,考虑到自己实在拿不出钱来换证,我就硬着头皮往外地开,每次外面的交通警察查到我的时候,我就把艾滋病证一掏,人家一看就吓跑了,再也不管我了。在外面给别人干活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和人家说我是艾滋病人,说了一定找不到活干,就连我买东西估计都没有人敢卖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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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还是很感谢国家对我们这些艾滋病人的帮助,从2007年12月到2008年12月,国家补助给我们一年1040元钱和每个月60个鸡蛋,还给了我家一台电视机和几床被子。看到我家20年前盖的房子实在不能住了,国家还掏钱给我家房屋免费维修了一次,要不是国家帮忙维修的话,我家的房子早让雨水给漏塌了。听说今年国家每个月不再给我们发60个鸡蛋了,我老婆很生气。我就说国家已经做得够好了,不要不知足。不过,我一直很不理解,我手里的补助本上面明明写着2008年一个季度给我们的补助1040元,这样算起来的话,一年四个季度,我们应该拿到4160元钱才对,可是我们一年到手的钱才1040元。从去年开始,我每个月拿150元,加起来一年是1800元钱,你刚才也看到了,小本本上连日期都不写,也没有写具体发多少钱,就盖个我们县民政局的公章在上面艾滋病人自述,这一点我们村里的艾滋病人都看不懂。为什么本本上面写的钱数和我们领取的钱数不一样?我们也不是为了想向国家多要钱,就想弄明白国家到底每年给我们多少钱。现在中央的政策真好,国家处处想着我们,可是一到下面政策就走样了,到处都想卡点肉。算了,我也不和你说这些了,我只是个艾滋病人,我也没有能力来管这个事情,也只能在你面前发发牢骚!我们这个组现在总共有600口人左右,确定下来得了艾滋病还没有死的人有30个左右。我一般不想和他们聊天,我害怕听到我们这里艾滋病人去世的消息,每听到一次我的心里就难过一次。我担心下一个死的就是我。(编辑:天一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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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中,夫妻俩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外婆的叫喊声,张振勇急忙跑过去看看:“外婆,你是不是想上厕所?我扶你过去。待会我给你倒点药,你把今天的药吃了好不好?外婆,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告诉我一下,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等明天吃完年夜饭,你就90岁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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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刚才说她想吃肉了,我们今天晚上就煮块猪肉给外婆吃吧。这段时间我经常在外面帮别人杀过年的猪,一共杀了十几头,这些都是人家送给我的肉,虽然都不是什么好肉,不过总比没有的强,今年过年总算能吃上肉了,要不我是没钱给他们买肉吃的。你不要看我是艾滋病人,只要有人把猪给按好,我还是可以拿刀把猪给杀死的。一般杀一头猪,人家会给我2斤左右的猪肉,当然也会有只管一顿饭吃不给猪肉的时候。我一般不会伸手主动和人家要,给不给都看人家的心意。”张振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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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着烧开水的张振勇介绍说:“我的外婆也是个苦命人,她一生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也去世了,没有人要,成了五保户。外婆现在有点呆了,路也不能走了。由于外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们当地的敬老院都不收她。这边敬老院收留老人有要求,要自己能走路能吃饭的才要。没有办法,我是外婆的大外孙,她只能跟我一起生活了,不过现在国家每年都给外婆1200块钱的五保户补助,要不然我真的养不起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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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快点动手做饭,要不然晚上用电的人多了,电压不够了,到时候电磁炉和电饭锅就都不能用了。因为我是艾滋病,现在全家用电都不用给钱,所以做饭基本都是烧电。家里只有这三间正房,没有厨房,所以我只能在正房里面做饭。我也不会做饭,只能帮老婆烧烧水,打打下手。”忙着配合爱人江丽做饭的张振勇小声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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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饭间隙,看见张振勇坐在凳子上发呆,江丽着急地说:“你今天到底有没有找到一起出门做防水的人啊?明天就大年三十了,到了正月初三,要出去干活的人都该走了。这几天你多跑跑,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出门,要是你突然生病的话,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这几天你要多跑几家看看,听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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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张振勇忙着找药,看到儿子一个人坐着看电视,张振勇很生气:“张俊理,你不要老看电视了好不好,前几天我还碰见了你的班主任,他和我说你的成绩还是倒数!说你上三年级了还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你说你放假没事情做也不知道多看点书,整天就知道玩,就知道看电视!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什么时候才能理解我和***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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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塑料袋低头找药的张振勇小声无奈地说道:“正常人每天吃饭、干活、睡觉,而我每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国家发给的艾滋病药,一天必须吃三次,如果一天不吃药的话,身体就难受。现在我真的是害怕吃药了,有时候真想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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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过完年你就11岁了,也不小了,该懂事了。我小的时候家里穷,你爷爷拿不出钱来给我上学。如果我现在和你一样大,就是家里不支持我上学我都要去站在教室外面听课。我要是有文化,我肯定不会感染上艾滋病,那样就不会活得这么痛苦了!”坐在旁边准备吃药的张振勇对写字的儿子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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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的时候,张振勇情绪激动地说:“如果老天重新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去卖血挣钱了!绝不想天天都要吃药了!我就是累死、苦死也绝不会去了!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觉得好玩,就跟村里人去卖了三次血,没想到这就感染上艾滋病了,我能怪谁?只能怪自己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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