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明节，有些人可能扫墓去了，此时此刻，我心中泛起微澜，于别人，清明节可能是祭奠先祖亲故的日子，于我，可能就只是一个寻常假期，至少我来西安这么多年的前几年一直如此，但是这几年不同了，清明节于我有了特殊的意义。来，辉哥！哥们在这给你敬一支烟，愿你在天堂一切都好！
今年的清明是你离开我的第三个清明了，虽然我不知道你葬在何处，但每年清明和你去世的那天前后，我和我身边共同认识你的朋友都会默念起你，总会心生红颜命薄，物伤其类的感慨，几度哽咽，几度遗憾，却也换不回一个健康鲜活的你。
辉哥是我来西安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俩之间没有性，关系可以定位于圈内人戏称的“兄弟”（或“姐妹”），兴趣相投又爱好一致，每当其中一个人闲得无聊的时候总会想起对方，一周总会碰面几次，一起吃饭、逛街、运动、郊游，一起经营这份友谊，彼此关心和影响对方，却又不似恋人那样干涉对方。我们可以躺在一张床上畅谈男人，却又不会把对方当成男人，我们可以在一起毫无忌惮地聊任何与性有关的话题，甚至隐私，却丝毫不会把对方当做性实践或幻想的对象。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好“基友”吧！我有，相信我们所有的同志身边都会有。但为什么单独把辉哥拿出来说呢？不仅仅因为辉哥已经走了，更因为他是艾滋病走的，而且是艾滋病最严重的机会性感染——卡氏肺囊虫肺炎（PCP）带走的。所以对于PCP，对于艾滋病，我仿佛有更深的体会，我走进玛丽斯特普西安中心，用我的医学知识写这么多科普来宣传艾滋病，宣传与之相关的一切性和生殖健康常识，我觉得这对我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像一份未尽的事业艾滋病自述，一种职责和使命，天堂的辉哥应该也会赞许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吧。
对于辉哥的去世，我是抱有愧疚的。在我的印象里，辉哥一直是个“性少”的人，从我和他认识的2011年起，到他去世的2014年底为止，他总共只处过一任对象，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以及我们共同认识的这拨好“基友”在一起，大家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所以谁见了什么网友，有没有约炮，彼此都比较了解，也都不会羞于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作为谈资。就因为觉得对辉哥很了解，所以从来不会把HIV感染和他联系在一起，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过，我们谁染上HIV都不奇怪，唯独“性冷淡”的辉哥不会。辉哥从来只是笑笑，也不和我们争辩，逼急了最多也只是嗔怪一句“你们脏死了”，类似这样的话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辉哥的工作是做人力资源，会经常出差，所以辉哥总在我们面前抱怨他的工作很累。他经常头上出虚汗，每次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没扒拉两口，辉哥就已是满头大汗，还有出去郊游也是，走不了几步路，最先喊累的总是辉哥，每次我们都开玩笑说辉哥是“人老珠黄”还“气虚”，还一本正经地找中医同学给他开方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和感染HIV有什么关系，估计辉哥自己也没有想过。
2014年春夏之际，辉哥曾单独和我说起他龟头上长了几颗疱疹，说他前段时间在外地出差的时候在宾馆的浴缸里泡过澡。我看过之后很明确地指出这是生殖器疱疹，买了点口服加外用的治疗生殖器疱疹的药物，也就好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想到这和HIV感染有任何关系。
2014年11月，辉哥在又一次出差回来之后就病倒了，发烧，高烧不退那种艾滋病自述，干咳、恶心，然后就开始住院，一开始什么都没查出来，各种高档抗生素都用上了，病情也丝毫不见缓解，当然这都是辉哥一个人在住院期间完成的，他觉得就和以前一样，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他不想麻烦我们，也就没和身边我们任何人说起。直到几天后，一纸HIV1阳性的确诊报告到手，CD4才25，辉哥才想起和我说，大概因为我是他身边唯一学医的朋友，他除了还告诉他亲兄弟让他来陪床，就再没和其他任何人提起他的病情。接到辉哥的电话，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和以往一样笑着就在电话里讥讽他“辉哥你怎么可能有今天？平时在我们面前装得跟圣女似的，你怎么会得艾滋病？”辉哥默默把电话挂了，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等我再回拨电话的时候发现电话永远拒接，再回发微信的时候发现已被拉黑，我只能发短信，在短信里告诉辉哥先赶紧口服上复方新诺明，然后接下去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最好转到唐都医院传染科接受治疗云云。当时有太多的话堵在了我的喉咙口，我只说了短信里那几句，只希望辉哥能够看到那几句最要紧的，并且期待能当着辉哥面把剩下的话说完。
几天后，我还是无法联系上辉哥，但我猜想他应该不是在唐都就是在八院住院治疗了，我曾分别前往唐都和八院传染科病房试图找过辉哥，但病房里找不到他，我甚至问护理站的护士有没有一个叫“xx辉”的艾滋病患者，护士出于保护病人隐私的目的没有告诉我，而叫我自己联系。每次无功而返的背后我都默默为辉哥在祈祷，希望他能平安无事，渡过难关。
直到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是辉哥的兄弟打过来的，他说辉哥现在八院的ICU里住着，浑身插着管子现已昏迷、不能说话，他说辉哥之前提起过我，他不知道辉哥还能不能挺得过去，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给我打这个电话，看还有什么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说当初我给他发的短信你们没看到么？他兄弟说看到了，但是当时联系唐都医院传染科说没床，不愿多等两天，就去了八院，一进去就住进了ICU（所以我在八院的普通病房都没有找见辉哥），但是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
第二天，我就拽着我们共同的好友小刚一起去八院传染科，在ICU找到了陷入昏迷的辉哥，原本就不高的辉哥此时平躺在ICU的病床上显得更加瘦小，病房里面只有他年迈的母亲一人，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流尽了眼泪，婆娑着辉哥的手，麻木地守在辉哥床旁，病房外应该都是他的亲戚，是他的兄弟把我们送进了ICU的病房。终于见到辉哥了，可此时再多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我和小刚都哭了，“辉哥，你一定要挺过来啊，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辉哥面无表情地还是一动不动，他还能听得到么？
三天后，我的手机短信收到了辉哥的讣告，是辉哥的兄弟发过来的。辉哥终究没有挺过去，我更没有勇气去参加辉哥的追悼会，辉哥的去世注定会让我抱憾终身！在辉哥最无助，最需要找人倾诉和帮助，最崩溃边缘的时候，我没能设身处地地为辉哥着想，用一种正确的态度表达我的关切，而那些戏谑的言语轻而易举地压垮了辉哥对我的信任，尽管那并不是我的本意，而辉哥的任性关死了所有和我沟通的渠道，让我没能够为辉哥的救治发挥任何力所能及的作用，但时至今日我仍觉得，如果当初辉哥能够听从我的指示，结果可能就会不一样。
抛开所有这些不谈，今天我们换个角度重新来审视辉哥的故事，如果当初我和辉哥都能意识到他2014年春夏之际的生殖器疱疹可能就是HIV感染进入艾滋病期机会性感染的表现，如果当初我们能够意识到辉哥经常出虚汗、乏力也可能是HIV无症状感染期的表现，如果当初我已从事现在的工作，能够及时提醒辉哥去做个HIV检测……可是，哪有这么多如果？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这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真实的故事，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写出来，终于在这个清明节到来之际，能够通过玛丽斯特普这个平台，把这篇推文分享出来，既寄托了我对辉哥的悼念，又是对我愧疚之情的释怀，更是对我们所有同志和不安全性经历的人警醒。
愿辉哥在天堂一切都好！
愿天堂里没有艾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