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为真实案例，已取得当事人同意，人物为化名。）
故事一：姐姐，我只有十七岁
小冬是我做防艾公益后遇到的第一个感染者。我记得他给我发的第一封邮件：“姐姐，我只有十七岁，我感染了艾滋病。”
面对这样一个年轻的，被病魔狠狠咬了一口的人，你要怎么说，才能平复他的疼呢？
什么都不行，疼真真实实的，血淋林的，就在那里。
小冬是一个彻底无辜的受害者，上高中的他参加一个在酒吧的同学生日会时，被陌生人下了药，接着被带到酒店强暴。是的，小冬是个男孩子，他的痛楚不比任何一个受同样伤害的女孩子要少，但他无法开口向任何人倾诉，也不敢报警。正当他强迫自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忘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感染了艾滋病。
而那个强暴他的人，连长什么样他都记不清。
小冬说，他隐约记得那个人似乎穿了黑色的大衣，从此以后他看到每一个穿黑大衣的人，都心有余悸。
故事二：这两年过去了，就好了
妹妹，大四学生。她不肯告诉我她的名字，因她叫我姐姐，于是我叫她妹妹。
妹妹的讲述很平静，也许是接受了这个事实了，她不施粉黛的脸上看不出情绪。
妹妹的感染说起来，很多人会说她活该。她从大二开始做援交，被“包养”过，也将自己的身体短暂地卖给过各种面目模糊的男人。妹妹说他们有的年纪很大了，有的却又年轻得让她惊讶；有的衣冠楚楚彬彬有礼，有的则粗鲁下作，甚至有的曾经动手打她。
妹妹说：我从做这个的第一天起，就想好了各种会遭遇的对待。
唯独一个，她没想到自己会感染艾滋病。
我问妹妹，你为何不用安全套？
妹妹惨笑一下：用是用的，但对方要求不用，也就算了。谁能想到自己这么倒霉呢？艾滋病，难道不是书里电视里才有吗？
如果你觉得妹妹是咎由自取，也许是的。但我还想告诉你另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里的妹妹，跟感染了艾滋病的妹妹，有着不一样的面孔。
那是一个小山村里的姑娘，母亲早逝，父亲瘫痪在床，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是一个弟弟，租种着别人家的几亩田地，供她上大学。在这个故事里，妹妹长着一双会流泪的眼睛，每个周末，她都在兼职赚钱，而每个假期，她又与弟弟耕作在农田里，让风和阳光把自己白皙的皮肤抚出伤痕。
“我本来想着，这两年熬过去，就好了，我就可以参加工作养家了。”妹妹说。
“有点对不起那些男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被我给传染上。”妹妹又说。
对那些人，她没有提到“咎由自取”。
故事三：如果我像他一样做，你会怎么说
小江南，白富美。
“我爸说如果抓到他，会亲手宰了他。”小江南笑嘻嘻的，紧接着却要哭了：“我丢了我爸爸的人了。”
小江南的感染，来源于如今铺天盖地的“约炮”，她在酒吧与那个人偶遇，是一个高瘦英俊的男子。喝了几杯酒，眼波流转几下，便转去了酒店。小江南说，他们用了安全套，但中途那个男子取了下来，她没有坚持。
两个人的关系持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那个男子发来一个微信：你去查查艾滋病吧。接着就消失了。
小江南不知道他是不是蓄意，她无法判断那是另一个惊慌失措的可怜人，还是一个蓄意报复社会的混蛋。她甚至无法判断到底她与他艾滋病自述，是谁传染给了谁。
但她必须找到一个对象去恨，她的家人也必须找到一个对象去恨。
她只能认定，那是一个蓄谋已久的圈套，是一个被病魔抓住的人在为自己找垫背的同伴。她的父母也如此认定，否则不能相信为什么自己劳碌一辈子，为其铺垫好了锦绣人生的独生女儿，会遭此厄运。
这不公平。
小江南说：“好了，现在我也可以去报复社会了。如果我像他一样去做，你会怎么说我？”
我说：“不要吧。虽然现在艾滋病不可治愈，但是——”
“算了艾滋病自述，”小江南打断我：“那些我知道。我跟你说吧，我不会的。我不能再丢我爸爸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