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机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正，从有风险的工作到过度拥挤的养老院、家庭暴力和健康方面的种族不平等。但随着新冠疫苗变的越来越容易获得，一些别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我们之前的身体健康情况。
上个月，由于自己是艾滋患者的原因，我得到了接种新冠疫苗的资格并完成了接种。但是身为艾滋患的秘密我却已经瞒了朋友和同事11年。
我从来没有不承认自己是艾滋患者，但我也从来没公开过这个情况。那么，为什么在接种了第一针疫苗后，我却突然要公开呢?
可能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早接种疫苗吧，我要让大家知道自己“配得上”这么早。
或者，我只想传达一个信息。2019年，艾滋病相关疾病导致69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如果人们能得到支持，系统了解自己的艾滋病状况并接受治疗，那么许多人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通过公开艾滋病患者身份，我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要与这种对艾滋病的沉默和污名化做斗争。
新冠疫情让人们回想起了艾滋病刚出现时的痛苦：人们对致病原因的恐慌，必需找人背锅的固执艾滋病人自述，盲信关于如何自我保护的谣言等。
无论是新冠还是艾滋，确诊后我们都会感到羞耻。我们开始责怪自己，不重视自己的症状，困于自责之中。
多年来，我一直坚信，如果告诉朋友和同事我的艾滋病情况，他们肯定会认为我在性方面放纵不负责。在很多情况下，羞耻感会阻止我们寻求他人帮助，这只会让我们的病情加重。
许多人不是呼吁同情，而是欺骗、混淆和指责。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进行打击——审查重要的健康信息，惩罚那些直言不讳的科学家，监控个人隐私。
政客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美国司法部在2020年3月宣布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的个人可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这种倒退和之前把传播艾滋病毒定为犯罪一模一样。
疫苗和药物有能力创造一种不同的环境。它们不仅有预防疾病和死亡的临床益处，而且还有助于打破阻碍公共卫生的恐惧循环。这给人们带来希望艾滋病人自述，让人们有理由站出来，了解自己的情况，和保护自己及家庭的方法。
自抗病毒治疗1996年应用后，数百万人摆脱了死亡的风险。它让艾滋病从人们眼中的死刑判决转变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疾病，减轻了艾滋病的污名化。2011年，科学家们找到了防止艾滋患者感染他人的治疗方法，进一步减轻了艾滋病的耻辱感。
这发生在我感染艾滋病毒的一年后。当我意识到如果遵循自己的治疗方案，就将不再具有传染性时，我的恐惧感消失了。在了解和治疗艾滋病的过程中我感到了尊重。我感觉自己的健康与身边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这段经历让我对新冠疫苗有了独特的认识。接种疫苗后，我不仅可以免受新冠病毒感染，而且，如果早期研究证明属实，疫苗还将可以防止我把新冠病毒传染给别人。这让我感觉自己帮到了他人。
在社区层面也是如此。我们越接近群体免疫，就越远离恐惧和指责。我们不仅要回到过去的生活，还要让生活更有人情味。
当然，目前仅限少数几个富裕国家能接种疫苗，疫苗也只有这几个国家有。我之所以能这么早接种疫苗是因为住在美国同时还是艾滋患者的原因。我深知这是一种特权，为感谢我有幸接种疫苗，我也加入了呼吁全球人人平等享有疫苗的正义队伍。
我和我的丈夫是美国最大性少数群体犹太会堂的一员，我们因此感到自豪。引用《Psalm》第118篇:“建筑者所弃的石块，已成为基石。”曾经被拒绝和排斥的性少数群体是我们美国犹太社区的支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艾滋患者。
新冠疫苗把我戳醒了。现在我选择回报，而不是躲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