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40年代斑疹伤寒流行、19世纪70年代产后发热暴发以及1918年至1919年的大流感期间，都有人呼吁拆掉贝尔维尤。但新市长附加了一个警告：纽约市的公立医院系统必须保留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说，‘我们还做不到让自己或别人相信：私立医院，即使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会真的照顾穷人的需求。这根本不会发生，而这就是危险之所在。’”
这不但是贝尔维尤存在的意义，也是所有公立医院存在的意义。
贝尔维尤医院是美国最著名的医院之一，它创下了美国医学史的多个“第一”：美国最古老的公立医院，美国第一家拥有妇产科、急诊室和附属医学院的医院，成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平民救护队，开设了第一所女护士学校，促使纽约市成立全美第一个公共卫生部门。
此外，贝尔维尤医院还在多部享誉世界的经典影片中出镜，如比利·怀尔德的《失去的周末》、乔治·希顿的《34街奇缘》、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教父》。
《贝尔维尤：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记录了贝尔维尤医院的诞生和历程，它所经过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让贝尔维尤得以前行，也塑造了美国的公共卫生制度和服务体系。
如今在纽约，将病人“送往贝尔维尤”是一个极其寻常的选择。从受伤的警察和消防员、身家丰厚的投资家，到生病的囚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艾滋病初期，乃至到访美国的他国元首和教皇，都将贝尔维尤视为首选。
但最初的贝尔维尤，远没有今日的专业和风光。1736年成立的它，最初只是一家普通的救济院。当时，新移民带来的天花、白喉、猩红热和流感等流行病，频繁袭击纽约。最终，纽约共同委员会租用了贝尔维尤作为患者隔离之地，后来又将之买下。贝尔维尤初期的医疗设施和医护力量都相当有限，许多病人只能在走廊上过夜，老鼠会在半夜爬过病人的脸。最恐怖的是，曾有婴儿被老鼠啃得面目全非，医生则声称该婴儿早已死亡，结果才被老鼠啃食。
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贝尔维尤的“劣迹”绝不会比它创下的辉煌少，也因此被质疑和诋毁。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提起贝尔维尤，就会想起各种危险的传染病患者、精神病人、案件受害者和罪犯、肮脏的流浪汉……纽约孩子甚至有集体记忆，但凡自己不乖，父母就会吓唬他说“再这样就把你送去贝尔维尤”。
但这也印证了一点：即使再窘迫的时候，贝尔维尤也从未拒绝病人，特别是那些因穷困而无法被营利医院收治的病人。即使那些营利医院为了自身死亡率不上升，将难以救治的病人塞给贝尔维尤，后者的医生仍然坚持救死扶伤。面对美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艾滋病初期，贝尔维尤总会面临各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却完成了。正如书中所言：“贝尔维尤不仅仅是一家市立医院；它更是这座城市的生命搏动和死亡哀鸣。贝尔维尤就是这座城市中为生命而战的人民。”
贝尔维尤见证了医学发展史，放血疗法和胆汁论被现代医学取代，病菌学、流行病学和遗传学等一一诞生。美国现代病理学之父威廉·韦尔奇、结核病防治先驱赫尔曼·比格斯、脊髓灰质炎疫苗发明者阿尔伯特·萨宾和乔纳斯·索尔克、诺奖得主安德烈·库尔南和迪金森·理查兹……他们都曾在贝尔维尤任职或任教。
贝尔维尤所见证的并不仅仅是医疗本身，还有整个社会的变迁，比如女性地位问题。
书中写道：
“19世纪头十年，在美国获得医学学位的学生不到400人。1850年至1859年期间，这一数字达到17213人，与国家的突飞猛进正相匹配。现在，多数美国城市都拥有一所医学院，一些农村小镇也是如此。但并非每个人都将此视为进步。”
美国最早一批医学院，附属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著名大学，曾要求申请者受过一定程度的古典教育——至少要熟悉希腊语、拉丁语和自然哲学（物理学）。但是，新的医学院对学生的要求低得多，能支付学费和其他费用即可。通常是一些当地医生租下一栋建筑，举办一系列讲座，向学生收钱，然后颁发学位。没有专业监督，因为多数议会已经废除行医执照，理由是它剥夺了普通公民选择所爱职业的权利。
在当时：
“营利是主要驱动力。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人装进教学楼。大学毕业生很少申请，他们更喜欢法律和神职人员等高尚专业。一旦被‘录取’，医学生就要上两个学期的课——科目随教职工的规模而变化。在一所有五位‘教授’的医学院，学生每个工作日都要坐着听完五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讲；这一学期大约持续四个月，为了‘巩固记忆’，第二年还要逐字逐句地重复。没有实验室工作（除了基本的解剖课），也没有机会检查病人。要想毕业，只需通过一场简单的考试，交纳毕业费，有时还要写一篇论文。”
这种学习看似儿戏，但当时许多年轻人仍然会花钱入读，放弃给医生当学徒然后自行挂牌行医这条相对更快捷的老路，这是因为医学学位可以吸引富裕病人。
1861年初，莫特和团队宣告在贝尔维尤的土地上建一所新学校。很自然地，他们强调了一所医学院和一家拥有“雄厚”临床资源的医院之间的联系。在贝尔维尤，学生们可以在课堂和病房之间无缝衔接地穿梭。分娩和手术将被实时研究。
这间学校当时录取的学生全是白人和男性，反映出当时的种族和性别界限。在那几年前，哈佛大学医学院几名教师试图悄悄招收一名女性和三名黑人，这在校园内引起一场全面反抗。学生们称此举“在社交上令人厌恶”，他们成功地威胁要集体退学，“到其他地方完成我们的医学研究”。
书中写道：
“南北战争之前，仅有一名女性在美国的医学院获得学位。希望当医生的妇女经常就读于女性顺势疗法学院。到19世纪60年代，曼哈顿就有两所，但由于可供利用的资源很少，学院就鼓励学生去贝尔维尤旁听医学讲座，这些讲座向任何买票的人开放。1864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让熟悉医学院文化的人并不感到惊讶的报道。报道称，女性访客在贝尔维尤屡遭侮辱，她们害怕去那里。”
这篇报道引发争议：有些人指责一帮男学生“没教养”，说出的“污言秽语严重违背道德，令人不堪启齿”。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男学生的粗鄙可笑之行径，不如女学生的错误野心更具挑衅性。“医学专业，”有人说，“对她们来说高不可攀。”
一位自称“老派母亲”的写信人担心，男女同校限制了适当的教学内容，从而对男女两性都造成伤害。在男女混合的情况下，真的有可能讨论身体的私密部位和手术吗？“最能干和最著名的一位医生告诉我，在贝尔维尤讲课时，他因发现听众是女性而脸红。带着这样的感觉，他就无法真正地发挥他的主题，他的男子气概受到冒犯，他必须小心措辞，装点词句，尽可能不冒犯到女性。医学讲师难道要这样受搅扰和束缚吗？”
即使《纽约时报》也认为，某些场合不适合男女混杂，医学院是其中之一。“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在本市最大的医院和医学院……男女混杂不利于专心学习。”
“一直以来，对于这一代没其他地方可去的女旁听生，只有贝尔维尤愿勉强接收。1916年，安娜 · 曼宁 · 康福特医生回忆自己50年前在纽约市当医学生时，走进贝尔维尤巨大围墙内的恐惧感。‘当时有500名男学生。他们嘲笑并嘘我们。’”
于是，许多女生中途离开，即使是坚持下来的人，也仍然认为当时女生在贝尔维尤的生活难以想象。
在漫长历史中，贝尔维尤经历过黄热病、霍乱、流感、结核病、艾滋病和埃博拉等各种疫病，也饱受资金不足、安保缺失、管理混乱等问题困扰。但它始终屹立在纽约市，从未让那些取缔它的声音成真。
可以说，它的成就和它的困境，都是基于公立医院的责任感。
1918年的大流感，使得贝尔维尤的入院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每天都有大量患者死去。但在私营医院作用有限的情况下，贝尔维尤成为病人的最重要选择。在贝尔维尤，没人会被拒之门外，即使场面有些混乱。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当时百分百的致死率和复杂罕见的症状令人畏惧。美国医学会在1986年的一份声明中称“从情感角度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照护艾滋病患者”，这份声明接着写道，尽管医学拥有“以同情和勇气”面对传染病的“悠久传统”，但不应强迫所有人这样做。当时，大部分艾滋病患者最终都转入贝尔维尤接受治疗，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贝尔维尤几乎可以与艾滋病划等号。“艾滋病浪潮”让贝尔维尤的医护人员深感不安，他们承受着暴露于疾病的风险，以及来自家人和社会的压力，然而最令人挫败的还是这种疾病的恐怖。当时贝尔维尤的一位住院医师坦言：“目睹自己这一代人的死亡，意志薄弱的人是承受不了的。”
但不管怎样，贝尔维尤始终在坚持，从不考虑病人的声名和财富。它的病人来自世界各地，说着各种语言，医院里有着各种翻译员负责医生和病人的沟通。即使许多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贝尔维尤也从未拒绝他们。
二战后，美国人通过医保，得以享受私立医院的各种资源，公立医院甚至一度出现溃败之势。而且，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的公立医院，还必须面对经济和安全等各种层面的困境。但也正是贝尔维尤的坚持，让美国人认识到公立医院的价值。
正如书中所言：
“贝尔维尤一直在纽约人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它的历史与战争、骚乱、流行病和各种灾难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是这座城市喧嚣的过去。”
书名：《贝尔维尤：美国公立医院的死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