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沾上毒品，感染了艾滋病，之后的日子我都不敢想，只希望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多做点有意义的事。”
“这是我的秘密，我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我不想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排斥我。”
“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家里人见到我都躲着，我回家吃饭要用单独的碗筷，坐沙发要单独拿个垫子。现在，女儿跟着我母亲住，母亲很少让我带女儿出去玩。”
谈起艾滋病，这群女性感染者红着眼眶，小心翼翼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她们说，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希望其他人不要再和她们一样。
“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小花今年41岁，感染艾滋病已有5年。
2003年，小花和前夫离婚，心情一度低落。这时，小花的表哥约她一起出去玩，她没多想就去了。在娱乐场所，表哥一群人聚在一起吸食海洛因，在表哥的鼓动下，小花尝试了第一口。“当时只是觉得兴奋，睡不着觉，感觉毒品并没有多么恐怖。”小花说。
之后一次、两次、三次，她就上瘾了。而这一吸，就是10余年都难以戒断。
2014年的一天，小花生病去医院看病。抽血化验后，医生建议她去传染病医院看看。当时她还问医生，自己就是小病，为什么要去传染病医院看。结果第二天，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找到了她。
在这之前，小花对艾滋病一点概念都没有，只知道是个“脏病”，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告知下，她才慢慢开始了解。
小花说，感染艾滋病后，自己的身体变化不大，主要是心理的创伤比较大。“母亲得知我感染了艾滋病后，就把我女儿接走了，生怕我会把病传染给女儿。每次我去母亲家，家人里总是很排斥，说话离我远远的，单独用一套碗筷，坐沙发都要垫单独的垫子。”
“我不怪家里人，有时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感染艾滋病后，我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可是想到女儿，我不敢死。”就这样，在一次次自我调整下，小花才正视自己感染艾滋病这个事实。
“活了41年，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吸毒。如果不是吸毒，不是共用注射器，我不会染上这种病。现在，我就想出去后多赚点钱，留给我的女儿，她是我在这世间最大的牵挂了。”小花说。
“人生没有后悔药”
今年22岁的小丽有4年吸毒史。今年1月，怀孕不久的小丽在进行产检时，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当时医生让我去疾控中心检查确诊，我很忐忑、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小丽说，她没想过自己会感染艾滋病，直到被确诊。
爱玩、好奇、爱美，想着可以减肥……这些因素让正值青春年华的小丽走上了吸毒之路。但小丽回忆，她并没有注射过毒品，惟一的可能就是被前男友传染的。
刚被确诊时，小丽崩溃了，整个人的性格都改变了。以前热衷于出去和朋友玩乐的她，从此不再出门，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见任何人。
父母担心小丽想不开，特意上网查询相关知识，还托医院的熟人了解情况，知道可以服用药物治疗。父母鼓励小丽，说她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吃药治疗后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怕病会传染给孩子，小丽做了人工流产，并休整了一段时间。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半年，小丽觉得内心难受，当毒友再次找到她后，她又开始吸毒，直到今年7月被公安机关移送强制隔离戒毒。
小丽告诉记者，她的同学都还在上大学。如果没有吸毒，职高毕业后，她应该已经有了一份像样的工作，有了喜欢的人，有了孩子。
说起这些，小丽哭了。“可是人生没有后悔药，感染艾滋病后，我不敢想以后的生活，也不敢想自己会有婚姻、有孩子。现在我只想认真服药，出去后好好努力赚钱，多陪陪父母。”
“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2015年，36岁的小梅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仿佛上天跟我开了个玩笑，那一瞬间，我的感觉就是生不如死。一方面是不敢跟家人说，一方面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小梅说，感染艾滋病让她不知道如何面对身边的人艾滋病自述艾滋病自述，她整个人都懵了。
但事情还是瞒不住，没过几天，父母就知道了这事。父母劝小梅去传染病医院好好治疗，可他们一开口，小梅就像被针扎到一样，十分反抗。小梅给自己裹了一层厚厚的“壳”，不能听到“艾滋病”这3个字，别人一提她就想轻生。她不愿意和人交流，极其害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
小梅说，那段时间自己只有在吸毒时才不想得病这件事。此后，她把自己伪装成健康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2018年3月，小梅被公安机关移送强制隔离戒毒。来到戒毒所，看着和自己一样感染了艾滋病的这个群体，她才慢慢卸下心中的防备，开始冷静反思。回忆起过往岁月，小梅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小梅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家庭，父母都是上世纪下海经商的人。16岁前，小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海洛因。1995年的一天，她和姐姐出去玩，姐姐和男友看她生病难受，就给了她这个被称为“4号”的“药”让她吸食。之后，每次生病，她就想这个“药”，没曾想会上瘾。
就这样过了几年。一次，小梅的姐姐在注射毒品时，因为过量而死亡，这给小梅一家造成极大伤害。小梅的父亲狠下心把她送去戒毒，出所后又让她经营一家商铺。此后十余年间，小梅结婚生子，家庭幸福。
直到2013年，小梅再次复吸。这一次，她因为共用注射器感染上了艾滋病。但是即便如此，小梅的父母仍然没有放弃她，每个月都会到强戒所看望她。
“你为什么会把自己害成这个样子？你不要怕，还有我们，要配合警察、医生好好戒毒，好好治疗。”父亲哭着说的这话让小梅内心一颤。这些年，她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不能再让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父母和强戒所警察的关爱下，小梅开始正视艾滋病，积极配合治疗，坚持服药。“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去做，生活还有希望。”小梅说。
“我想活着看女儿出嫁”
因为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小霞感染了艾滋病。
2015年12月，刚生完二胎从医院回到家，小霞的家里就来了几名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告知小霞，经过筛查，她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
“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怕孩子也被感染，赶紧和丈夫抱着孩子去检查，幸好没有。”小霞说，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最怕的就是孩子像她一样，以后会吸毒或感染艾滋病。
感染艾滋病后，小霞的身体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免疫力低下，而很容易感冒；一旦发生溃疡，就很难康复；小伤口也总是好不了等。小霞总是担心，如果自己哪一天不在了，两个女儿该怎么办。
小霞感染艾滋病这事只有丈夫知道，家里的父母和姐姐们都不知道，她也不打算告诉他们。“我感觉自己被宣判了死刑，每天担惊受怕，我怕家里人跟我一样承受这种痛苦，我一个人承受就好了。”小霞说，现在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女儿们能健康长大到18岁，如果可以，还想看着她们出嫁。
“通过培训和学习，我知道只要有较好的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可以保持较高的CD4值，还可以实现病毒载量为零，也可以很健康。如今，我正常服药，我还可以是我，还可以正常生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龙琼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