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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药可医”到创新药进医保,我们离治愈艾滋还有多远?

阅读数:            发布:2024-04-25

治愈的艾滋病患者_艾滋病治愈_治愈的艾滋病人

2022年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7月发布的《2022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显示,2021年有65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约有150万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比全球目标要多出100万例。

艾滋病对人类的健康产生了极大威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艾滋病全人群感染率分别控制在0.15%以下和0.2%以下。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艾滋病感染者114万例。艾滋病进展虽然能够控制,至今却未研制出用于根治和预防的特效药物。与此同时,这一疾病仍然面临着被“污名化”的问题,依然有不少人“谈艾色变”。

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卫平教授看来,我国艾滋病防治从“无药可医”到有免费抗病毒药,再到创新药物进医保,从抗病毒治疗上成效显著,逐渐与发达国家接轨。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高慧表示,每个HIV(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又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是受害者,提高社会对艾滋病的正确认知也是预防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抗击艾滋需要责任共担。

我国艾滋病疫情维持低流行水平,专家:感染数没有真正下降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报告现存艾滋病感染者114万例,我国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吕繁曾介绍,2021年的1到10月份报告的感染者是11.1万。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包括易发生高危行为的人群、流动人口、青年学生等。

蔡卫平是我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资深专家,年逾六旬的他已经是一名和艾滋病战斗了三十多年的“老兵”。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表示,2021年我国新报告HIV感染者人数是12.9万,比2020年有所减少。但在他看来,我国HIV感染人数总体来说没有真正意义下降。

“我国现在发现的HIV感染者中,60%到70%的感染者都是通过医疗机构发现的,这几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并不是在主动监测中发现。”蔡卫平表示,2021年的数据下降可能和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有关系。

高慧介绍,艾滋病没有特异性的症状。早期急性感染时,病人会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涕、拉肚子、腹泻等症状,很多人都会以为是胃肠炎或是普通感冒,导致没有进一步检查,寻求救治,最终延误了早期发现艾滋病的时间。

不少人认为,一旦感染HIV,就成了艾滋病患者。高慧表示,事实上,感染了HIV并不意味着就是艾滋病患者。艾滋病主要经由性行为、血液接触或母婴接触传播。人体在感染艾滋病毒后,免疫系统受到毁灭性破坏,出现艾滋病相关症状,才会发展成患者。

多种药物进入医保目录,及时用药能阻断艾滋病

专家表示,我国对艾滋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药物研发也在跟进,但目前艾滋病没有疫苗进行预防,也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

蔡卫平表示,我国真正有抗病毒药应该是在1999年,而且品种少、价格贵艾滋病治愈,很少有人能用得起。早期我国关于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严重不足,药物副作用很大,很多人吃不起,患者负担很重。

“中国这几年一直在推行抗病毒治疗,成绩还是不错的。”蔡卫平表示,推广抗病毒治疗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大幅度减少已经感染患者的病死率;二是可以通过治疗降低体内的病毒,甚至可以达到完全检测不到感染者体内病毒的水平。

治愈的艾滋病患者_治愈的艾滋病人_艾滋病治愈

早年艾滋病的死亡率非常高,现在感染者死亡的情况已经很少了。高慧介绍,发生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行为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或联系当地疾控部门,咨询暴露后预防用药事宜,越早使用阻断药,越有机会获得更加显著的效果。

最恰当、最黄金的时间是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之内。高慧表示,如果在发生高危性行为后2小时之内及时用药,阻断的成功率能达到99%以上。

当前我国抗病毒治疗是免费方案、自费方案和医保支付的“三驾马车”的支付模式。国家免费药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临床需求,创新治疗药物在疗效、安全性等方面具有优势艾滋病治愈,但价格一度让HIV感染者望而却步。

蔡卫平表示,从2019年国谈开始,越来越多国际上比较新的抗病毒药物进入到医保目录里,患者可以通过医保报销来获得相对新的药。“目前已经进入医保的抗病毒药物目录,一天吃一片的抑制剂已经有四种,这为HIV的治疗带来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蔡卫平提到,在相关治疗药物没有进入医保目录前,很多人想吃疗效好一点、方便一点的药,又不能接受它的价格,就出现了黑市仿制药的市场,“他们从印度或泰国等周边国家购买仿制药,就和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情况差不多。”

艾滋病治愈_治愈的艾滋病患者_治愈的艾滋病人

在蔡卫平看来,仿制药和原研药有很大差距。仿制药的价格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没有研发费用,成本较低;二是材料方面没法保证。“呼吁感染者无论服用原研药、自费药,还是购买仿制药,都必须定期去医院做检查。”

防治工作达到“三升三降”,消除歧视仍任重道远

尽管整体持续处于低流行水平,但防治工作仍任重道远。专家提到,我国在1985年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后,已经深刻认识到艾滋病对个人和国家的危害,采取了多种措施。

“比如说我们会禁止用一些进口或是国外的血制品,加强对国际上的卫生检疫,对一些艾滋病高发国家采取重点的检疫措施。”高慧介绍,我国一直在加强对艾滋病工作的监测,如对重点人群进行艾滋病的血液监测。

高慧表示,在2021年,我们国家针对艾滋病的防治在重点地区呈现了“三升三降”的良好态势。“三升”是指:感染者发现率由81.70%提升到90.52%,治疗覆盖率从41.10%提升到94.81%,治疗成功率从57.50%提升到94.80%;“三降”包括:新发感染率较基线下降到68.75%;母婴传播率从9%下降到3.66%,降幅达59.33%,夫妻一方感染艾滋病家庭配偶传播率从7.05/100人年下降到0.85/100人年,达到1.0/100人年的目标。

在治疗药物上,蔡卫平表示,现在主要的进展就是在最大限度抑制病毒的同时,能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和药物毒副作用的影响。

“目前现有的治愈病例可以分为根除性治愈和功能性治愈。根除性治愈就是完全把病毒清除掉,体内没有病毒。功能性治愈是实际体内有病毒,但不会对免疫系统造成影响,即所谓的‘带毒生存’。根除性治愈肯定是追求的最终目标,但目前离艾滋病彻底根除性治愈能被推广还很远。”蔡卫平说。

高慧表示,在保护自己,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面前,绝不可心存侥幸。发生无保护性行为;接受不安全的注射、输血;共用牙刷和剃须刀、刮脸刀等可能会划破皮肤的个人用品……诸如此类的行为都属于艾滋病高危行为。

但研究表明,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外不易存活,离开人体几小时后就会失去活性,因此像拥抱、握手等社交行为;共用餐具等一般性接触;以及蚊虫叮咬等等都是不会被传染艾滋病病毒的。

高慧表示,虽然我们需要对艾滋病的传播保持警惕,但警惕并不等于无限度地放大恐惧,更不是歧视。“我们应该害怕的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人。”

如今,社会上“恐艾”现象仍然存在。蔡卫平提到,不少患者会担心使用医保购药会泄露隐私,其实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医保的隐私保护机制还是比较好的。医生看不到,用人单位更不可能看得到。”

高慧认为,让艾滋病不再被妖魔化,首先应正确认识艾滋病,加大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力度,消除错误认知。同时也要加强对感染者的心理干预,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另外,要促进感染者与社会群体的接触和交流,减少社会对他们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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