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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艾 恐同和恐艾,为何总是如影随形

阅读数:            发布:2024-04-25

提到同性恋歧视,艾滋病污名化总是一个常见的话题。

“男同性恋者大多都患有艾滋病。”

“艾滋病主要通过同性恋传播。”

由于偏见和无知,普遍的误解常常出现在社交网络。在我国防艾工作愈加成熟的今天,艾滋歧视成了阻碍此工作进展的一座大山。由于对歧视的恐惧,一些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选择隐瞒自己的病情,助长了病毒的蔓延。对抗艾滋病,正确认知艾滋病是第一步。

艾滋病从何而来?

自20世纪人们发现艾滋病毒以来,其起源一直是被研究和辩论的主题。不少恐艾者提出同性传播是艾滋病的起源。他们认为艾滋病毒首次在人类中出现是在1981年的美国加州。

当时,洛杉矶医学中心的教授在他的同性恋病人中诊查到了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怪病。然而,这只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艾滋病的记载。事实上,学术界已经有了被广泛接受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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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研究人员在黑猩猩身上发现了一种SIV病毒,它与人类的HIV病毒几乎完全相同,由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证明,黑猩猩是HIV的来源。艾滋病毒通过人类捕食黑猩猩进入人类社会。早期艾滋病人的血液样本证实,早在1959年,艾滋病感染病例就出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同性恋艾滋起源论不攻自破。

时至今日,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已经比三十多年前有了很大的进展,然而,社会舆论对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污名化却愈加严重。一些人会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划等号,这样的污名使得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很多歧视。

消除刻板印象,

需要恐艾人群和感染者的共同努力

对于存在偏见的恐艾人群,了解艾滋病的基础知识是消除偏见的关键。现如今,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行为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和血液传播。

其中,对同性恋有着艾滋病污名化的人群最常关注的是性行为传播。事实上,性行为传播是指高危性行为,需要存在感染者和不安全的接触途径两个条件。不论性别,两个健康的人的性接触感染风险是极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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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活动家亚历克斯·加纳(Alex Garner, The United States)表示,“消除耻辱和为艾滋病感染者平权,最好的方式之一是大方公开地说出我们是谁,我们经历了什么。”然而,由于在同性恋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艾滋病污名,一些同性恋者在感染艾滋病毒时出于对歧视的恐惧选择隐瞒病情。这导致了刻板印象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隐瞒病情致促进了艾滋病的传播,也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污名。

对抗艾滋病毒,不仅是医疗问题,更需要考虑权利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同性恋群体内部的努力,也更需要全社会停止对同性恋群体的偏见,消除强加在艾滋病感染者身上的耻辱,并提升人们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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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同情绪

是对抗艾滋病毒的一大障碍

探究艾滋病污名化的原因,我们还需了解恐同情绪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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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心理学博士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他的文章《恐同现象的来源》(The Roots of Homophobia)中提出,对自身同性恋身份的不安可能是导致同性恋恐惧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即使在性别平等理念日趋成熟的今天,同性恋群体仍没有被我国社会广泛承认和接受。

于是,当一些人对同性产生情愫时,便会焦虑、恐惧,甚至愤怒,因为TA们害怕被人察觉自己的同性性倾向。同时,由于难以获得专业的心理帮助,以及羞于向他人谈论自己的冲动,TA们的消极情绪不能通过倾吐来得到减轻。于是,TA们把负面情绪投射到其他的同性恋者身上: 把自己内心中对于同性情愫的恐惧转化为对同性恋群体的愤怒。

澳大利亚学者詹妮弗·鲍尔(Jennifer Power)曾在研究中指出,艾滋病给了同性恋恐惧现象一个新的借口。通过赋予同性恋群体以潜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污名,恐同人士可以将他们对同性恋者的无端的恐惧解释为“害怕受到艾滋病病毒的影响”。

大众的偏见和对艾滋病了解的匮乏促涨了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回顾历史,在艾滋病流行初期,这种传染病就被宣传为“同性恋瘟疫”。同性恋群体遭受了自上而下的权利侵犯和歧视,这阻碍了他们获得艾滋病毒预防,检测,治疗等服务。而医疗支持的缺乏又导致了艾滋病毒在同性恋社群爆发的恶性循环。

反思艾滋病污名化,

我们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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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范围来看,艾滋病感染人群中,由于性传播感染的占比,异性恋者占据了75%到85%的比例,而同性恋者仅占5%到10%。所以,将同性恋群体和艾滋病轻率地画上等号是毫无逻辑的。防治艾滋病,重点从来不应该放在对同性恋群体的仇视,而应该放在对安全性行为意识的宣传。

消除歧视是控制病毒传播的关键。

在我国旧版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GB 18467-2001)中,有条款4.5.4规定“易感染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高危人群,如吸毒病史者,同性恋者,多个性伴侣者,不能献血。”这样以身份认同来禁止同性恋群体的献血行为是一种懒惰的艾滋病防治方法,也属于社会歧视的一种。严格来说,不戴套的gang交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比不戴套的yin道交更高,比起划定“高危人群”,问题应该在于“行为”而不是“人群”,所以这样的规定不公正地剥夺了庞大人群的献血权利,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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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些年,各国政府都在改进相关政策用于保护同性恋群体的权益。如2020年,巴西最高法院就废除一项限制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参与献血的规定。在法官的裁决书中,他们认为此规定侵犯了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群体的人格尊严,并促使了大众的偏见歧视行为。这不仅是LGBTQ平权的一大进步,更使每一位需要输血的人受益。在我国最新发布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GB 18467-2011)中,原先条例中被禁止献血的“同性恋者”变更为“男男性行为”。身份认同不再作为能否献血的标准,而是被替换成高危性行为。

如上所述,如今在政策层面,同性恋者的去污名化已有了一定的进步。在2001年我国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 中,同性恋的概念也已从精神疾病的范畴中删除,同性恋在中国已经去病化。但社会大众对于同性恋者的歧视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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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导孩子要诚实,所以我无法说谎,我是同性恋。”2018年,31岁的幼儿园教师明珏在山东青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前举牌抗议。此前,在朋友圈转发有关同性恋的文章时,他的身份被前学生家长“举报”到校方。学校领导勒令他不准再提及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或选择自行辞职。

除了在工作场合,教科书中对同性恋不正确的偏见描述也存在于各大校园。官方的正确引导,媒体的客观报道,是同性恋群体去污名化的关键。

如今,成熟的医疗技术也成为了对抗艾滋病的有力武器。

艾滋病病毒存在窗口期。在病毒进入人体到血液产生足够量,到能被检测出抗体这段时间,病毒已具备传染性。所以,定期接受HIV检测很重要。购买家用HIV检测试纸,对照说明书,用采集血液的方式进行检测,过程仅需二十分钟。如想获得更精准的结果,还可以去到当地的疾控中心,免费进行HIV抗体检测。

如果怀疑自己有艾滋病毒危险暴露史恐艾,可以在72小时之内找当地的传染病医院获取阻断药。如在暴露后的两小时内服用阻断药,阻断率便可达到最高。

无知和偏见远比病毒传播更可怕。它们让恐艾者和感染者都卷入恐惧,耻辱和压抑。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感染者采用正视病情,主动公开的方式对待病毒,对抗歧视。

艾滋病防控技术的进步恐艾,同性恋者的去污名化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相信,各方的努力会让这些路的胜利终点尽早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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