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在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上，多位医学科学家与临床医生聚焦癌症、抑郁症、艾滋病、老年病等国内最受关注的话题，分享全球前沿的医学突破，给人们带来更多生命的希望：癌症可能被攻克，艾滋病可以像慢性病一样可防可控……
正如马化腾寄语：“引导更多人关注生命、认识自我，通过权威医学科普提升大众健康，减少病痛之苦。”
01癌症就在我们身边
在ME大会上，麻省总医院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David P. Ryan，以一个30年前的故事开始了他的演讲：当他刚结束医学院的学习、和家人一起去度假时，妈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她的姐姐玛莉患了乳腺癌，并已转移到了骨髓。没几年后，玛莉就过世了。
David P. Ryan坦言，癌症是个体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罹患癌症，不分男女，其发生概率都是1/3。癌症就在我们身边。
“你会发现在一生当中，我们会有一定的概率遇到这些突变。癌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一个老龄病，或者说是年纪相关的疾病，你年纪越大，遭遇的突变就越多，越容易得上癌症。”David P. Ryan指出。
那么，到底什么是癌症？
对此，David P. Ryan解释道，癌症其实和基因相关。如果我们体内聚集了足够多的突变，或者是在基因组中重要的地方出现了突变，我们就会患癌症，这些细胞会开始失控生长。
他总结，癌症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一类是“运气不好”，即遗传而来的基因突变，病因非常明确。
第二类与环境相关。当你感染了HPV病毒，或吸烟过多、不良环境暴露等，它都会增加我们细胞当中的突变率，也增加患癌风险。
虽然癌症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但David P. Ryan也指出，如今癌症的变革也在不断地进行之中。比如，治疗手段方面有了靶向治疗、免疫疗法，诊断手段也开始有了基于血液的诊断学。
例如针对结肠癌、肺癌、乳腺癌等癌种，由于它们有某些特定的靶向靶点，可以进行攻击和治疗，这种治疗手段称之为靶向疗法。“不过，优秀的靶向药仅针对20%的癌症，因为患者会产生耐药性。现在有可攻击靶点、可攻击突变，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需要一些非常创新、和过去所有疗法都不一样的药，并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药效。”David P. Ryan指出。
而免疫疗法，可以对被肿瘤关闭的免疫系统采取措施，如O药、K药都能促使免疫靶点的释放，但它们也只能对20%的癌症实现良好的缓解。
最后，David P. Ryan特意指出，如果癌症在一期或者二期等较早阶段被诊断出来，大多能进行更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治愈。
那么，到底有什么方式能够捕捉住这些早期癌症呢？David P. Ryan提到了基于血液的诊断学。这项技术能通过观察蛋白标志物、循环血液肿瘤细胞、游离DNA，还有一些胚系DNA等，检测从父母遗传过来的DNA当中是否带有特定突变。
02肝癌治疗突飞猛进
美国麻省总医院肝癌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国际公认的肝癌和胆管癌专家朱秀轩，是KEYNOTE-224及REACH-2两项肝癌领域重要突破性临床研究的全球牵头专家，他的突破性研究也推动了美国FDA批准两种新药应用于晚期肝癌的临床治疗。在ME大会，朱秀轩也带来了他们团队设计出的一系列针对肝癌晚期的靶向治疗方案。
肝癌的全球发病率高居第六位，死亡率也排在世界的第四位，而中国的肝癌发病数占据全世界一半以上。根据最新报道，肝癌与中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同时成为中国五大疾病死因。
朱秀轩指出，肝癌的治疗已经从传统的化疗迈向靶向治疗，如今又转向免疫治疗。
对于肝癌，他也指出早期诊断非常重要。早期确诊的肝癌治愈率非常高，射频消融、手术切除等手段均能表现出很好的疗效。如果肝癌进入多发性阶段，可以考虑介入治疗，目前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效的肝内局部治疗。而一旦肿瘤出现了肝外转移，就要依赖全身治疗。
截至目前，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和2个PD1抗体。通过有效、系统的化疗，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开发，医生可以把病人的总存活期逐渐延长。
在演讲中，朱秀轩还举了一个他用PD1抗体治疗的例子：
去年圣诞前夕，一名66岁的男性患者从佛罗里达转到波士顿（直线距离1900公里左右）找朱秀轩诊治其病症。当时该患者已持续几个月腹部胀痛，伴有严重的体重减轻，远处就能够看到膨胀的肝脏区。CT显示，患者腹部左边有一个巨大的肿块，并伴有腹腔淋巴结转移，最终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当时我们正好有一个临床试验，研究PD-1抑制剂派姆单抗（即Keytruda，K药）和乐伐替尼的联合用药在晚期肝癌的应用，病人非常高兴地加入了。开始治疗4个月以后，他的肿块基本上消失，甲胎蛋白也从治疗前的6万多降低到正常数值。病人现在已接受治疗10个月之久，所有疾病相关症状已经彻底消失。”朱秀轩指出。
朱秀轩透露，他们正在肝癌治疗领域展开进一步探索，研究如何进行合理的联合用药。
目前，朱秀轩及其团队已经可以把免疫和免疫组抑制剂结合在一起，比如PD-1抑制剂纳武单抗（(Nivolumab,Opdivo，即“O药”)和CTLA4抑制剂伊匹单抗( Yervoy )的联合用药，已经可以使肝癌晚期病人存活22个月，三期临床实验正在开始。
此外，他们还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和靶向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联合应用治愈艾滋病，比如PDL1抑制剂阿特朱单抗和贝伐单抗。在这两类抗体的联合运用中，第一期临床试验结果达到36%的肿瘤缓解率，其中12%可以完全缓解。
“这在药物史上、肝癌史上都是从未见过的。阿特丽珠和贝伐单抗不管从总存活期、还是从无进展生活期来说，都已经达到了有效标准。这个月底我们会正式公布它的结果。”朱秀轩称，联合治疗现在已经成为肝癌晚期治疗的标准治疗方案，他也期待更多的好方案出现。
03艾滋病能否治愈？回答是Yes！
“让艾滋病如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只要坚持好好治疗，完全可以实现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双聘教授李太生此前在接受包括21新健康等媒体采访时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在此次大会上，他仍表达了同样的期许。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报道了一种严重、新型传染性疾病的出现。病人会出现严重发热或消瘦，以及各种机会性感染，并在半年之内死亡。这是对于艾滋病的最早报道。
李太生说，在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被称之为超级癌症，因为肿瘤病人会死亡，但没有传染性，但新出现的艾滋病，不光病人会死亡，还具有传染性。“艾滋病从1981年报道的第一个病例，到1996年，在前面十几年里确实是不治之症。患者从感染病毒到临床会经过6-8年的无症状期，到出现症状，进入发病期，2年内病人100%死亡。”
1984年，专家发现艾滋病毒病毒主要受体叫CD4，该病毒会破坏人类免疫系统的CD4阳性细胞，是导致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1987年出现了第一个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叠氮胸苷）。
李太生在1993年因国家公派，第一次接触艾滋病。“说实在话，从1993年一直到1995年底，我在法国做了2年多的医生，非常没有成就感，因为不断看到病人确诊艾滋病后，半年左右就死一批，接着再来一批。”
转机发生在1996年。
提到转机，台上的李太生神情变得轻松了一些。“当时出现了艾滋病的新疗法，今天称之为联合抗病毒治疗或者鸡尾酒疗法，三种药物合到一起就可以使艾滋病病人能够活下来。1997年，我和法国导师在鸡尾酒治疗的晚期艾滋病病人队列当中，就观察到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
他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艾滋病晚期患者的被破坏的免疫功能，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完全或者部分恢复，艾滋病病人从长期生存上、理论上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
而事实也证明，从1996年到现在20多年来，鸡尾酒疗法能够使艾滋病病人显著延长寿命。以前，在大众认知中艾滋病感染者在8-10年内一定死亡，但现在他们可以拥有接近正常人的寿命。
数据也证明，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患者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了36%，死亡率也下降了33%。虽然说艾滋病已经造成3000多万人死亡，但是目前全世界存活的3000万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有70%正在接受有效、又可以减少传染性的抗病毒治疗。
艾滋病并不是绝症，截至目前，已经有两个完全治愈的案例。
“一个是10年前的柏林病人，另一个是今年刚被报道的伦敦病人。两个病例非常特殊，患者既得了艾滋病，又得了血液病，所以需要在艾滋病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干细胞疗法。同时，干细胞同时又要提供血细胞中能抵抗艾滋病病毒的CCR5 32，最终才让两名患者获得治愈。这给我们人类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希望。”李太生指出。
实际上，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如果能及时发现感染者并早期治疗，也可以大大降低艾滋病的传染度。而中国也做了很多艾滋病防治工作。
在过去20年中，从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名艾滋病人，到1995年第一部国家标准出现，尤其是2003年国家免费治疗政策的实施，对遏制我国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在艾滋病免费治疗药物方面增加了更多肿瘤相关药物，也在2016年提出对所有感染者都要治疗，不仅治疗患者，同时也减少传染。
不过，李太生也指出，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在过去10年中，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包括最早在2003、2004年的药物毒副作用问题，以及到2008年之后长期治疗的疗效问题，以及2010年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科学家在政府支持下探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防治方案。
通过扩大检测，我国的检测人群近5年增加了100%，由1亿增长到2亿人，将让更多感染者能够被早期发现。以及进口仿制药，在中国人群身上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具体身体情况的新组合方案、新剂量以及新的适应症。
在大会上，李太生也指出，对于艾滋病问题，除了需要药物外，还急需艾滋病知识的科普。
他指出，要避免公众“谈艾色变”，需要科普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只能通过无保护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三种途径传播。哪怕他和团队曾在艾滋病病人泪液中发现了 RNA，也并不意味着泪液接触可以传染艾滋病。
而且截至2018年，中国感染者约125万，新报告感染者在8万左右，总体感染率为万分之九，属于低流行区域。但李太生指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性途径感染，包括男男同性恋，以及异性恋，已经占到HIV新报告人群的97%。
此外，目前中国防治队伍的艾滋病研究已经处于前沿，有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有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包括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等。
李太生指出，炎症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新研究热点，10年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如氯喹、羟氯喹、他汀类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但一个好消息是，李太生团队也在10年前开始用中药雷公藤做尝试。最近4年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进行临床实验，目前已获国家批准，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
04自杀是个复杂问题 需要全方位干预
在此次大会上，除了有关“身体”的问题，“精神”问题同样是关注重点。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费立鹏谈起了令人生畏的“自杀”问题。他自1995年起就专门研究中国人的自杀情况，凭着对中国自杀研究与干预工作的成果，已成为中国自杀研究领域的权威和领军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中国通”全程是用流利的中文演讲的。
上世纪90年代，自杀一度成为中国人排名第5位的死亡原因，甚至是青少年死亡原因之首，但整个社会却对自杀问题讳莫至深。这也是费立鹏在中国开启自杀问题研究的背景。
费立鹏用一系列数据“讲述”了国内外的自杀率统计数据、差异等情况。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出台了一个全球自杀报告，当年全世界自杀死亡人数是80万左右。此后各国都开展了自杀干预工作，但是效果却不尽相同。
这一方面是由于各个国家的自杀率差异很大，最大差距达到100倍。而在单个国家内部的自杀率差距也不小，比如印度的26个洲，男性自杀率的差距是14倍，女性是18倍。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死亡人数在全球自杀人数中占75%，可是90%以上的自杀研究和自杀干预措施都是从高收入国家来的，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所提供的建议对中低收入国家可能并没有效。
从国际数据上来看，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老年人自杀率较低。且男性自杀行为风险更大，自杀死亡可能性要高于女性。年龄越大的人，自杀死亡可能性越大。用不同工具自杀的死亡风险也不同，比如使用枪械的自杀死亡可能性很大，但服毒死亡率大概只有2%左右。
而在中国，费立鹏指出相关数据有很多差异。1996年的死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自杀死亡率是城市的3倍，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这与国际上的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在中国70岁以上的老人中，自杀已经成为排名第15位的死因，远远高于全球水平（第30位）。
在国际上，人们认为自杀的人大多有精神障碍。但是在中国，有1/3的自杀者是没有精神障碍的，而在自杀未遂的人中，2/3的人也是没有精神障碍的。
国内与国际上的另外一个差距是，中国有60%的自杀用的是农药，而在国外用农药自杀的比例不到1%。
值得欣慰的是，从1990年至2016年，中国、印度、美国的年龄标准化自杀率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自杀率大幅下降。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得比任何国家都快，将1990年的自杀人数和2013年的自杀人数相比，会发现每年平均自杀死亡的人数比1990年少了10万人。
具体中外差距，费立鹏总结出中国的自杀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农村是城市的3倍；
2.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很高；
3.69%的自杀者50岁以上；
4.自杀死亡的人里有1/3并没有精神障碍；
5.使用农药自杀占了很大比例。
费立鹏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穷人数量下降是一个因素；城市化也是一个因素，农村人口减少了2到3亿，因为这些人群拿不到农药，导致自杀率下降。
费立鹏认为中国需要进行自杀预防。事实上，国内外的自杀预防现状差距也很大：国外常用传统自杀预防干预的模型来进行干预，国内在这一块却基本是空白。费立鹏认为治愈艾滋病，医疗系统应该重视预防自杀的措施，建立地方和全国综合医院自杀未遂登记系统。“应该更全面地计划模型，制定动态性的、多因素的自杀干预和自杀预防的措施，包括国际的一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个人行为。”
费立鹏介绍说，在其他国家，自杀未遂经过抢救之后，会由心理医生进行评估，并给自杀者提供一些心理辅导，但是国内不管哪个级别的医院，抢救之后都没有进一步心理辅导，这是很大的遗憾。自杀预防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应该只由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负责，必须动用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力量。
来源：21新健康（Healthnews21）原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