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医总被认为是经验医学,而非科学。其实,这种看法源于对“科学”本质的狭隘理解,经不起科学精神的反思与推敲,也与中医的理论属性及临床实践不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经过13年的研究认为,中医是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疾病,包括现代医学认为属于新型疾病且目前尚无很好治疗方法的病种,如“非典”、艾滋病等。“非典”期间,通过在广州的实地调研,课题组确认了中医药治疗“非典”的疗效,并与其他疗法进行严谨的分析比较后,认为中医完全可以治疗“非典”[1]。
鉴于中医是理论医学及其治疗“非典”的效果,我们认为它应该也可以解决艾滋病问题。基于此,本课题组于2003年10月又开始调研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及疗效。在大量认真调查及实际参与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中医有可能解决艾滋病问题,前景广阔。
一、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
到艾滋病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患者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催人泪下。他们响应卖血致富的号召,没有致了富,反倒染上艾滋病。村周围到处都是坟头,新土堆是才下葬不久的,长草的是半年前埋葬的。这些生命是无辜的,我们欠他们的太多,我们没有理由不千方百计为他们治疗。
在10余次疫区调研中,发现共有七路民间中医到艾滋病村免费为贫病交加、饱受歧视的患者治疗。在这之前,即2001年前后,在国家尚未顾及艾滋病的救治时,许多患者相继死去,民心浮动,有些患者在绝望之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像去县委、政府静坐、请愿,甚至到机关闹事。在这种情况下,孙传正、李德敏等民间中医来到疫区,根据患者病情,辨证论治,免费发放中药。结果表明,患者服药后,效果良好,也没有导致明显的毒副作用。就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甚至有的没有行医执照而不为有关部门承认的民间中医的执着治疗,显露出了中医解决艾滋病的一线曙光。经他们治疗后,患者能吃能睡能劳动治愈艾滋病,可以上养老下养小,可以高高兴兴、健健康康地像普通人那样活着。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顾及艾滋病之时,急国家之所急,起到了治疗患者、稳定民心的作用,他们功不可没。
河南省上蔡县艾防办冯主任讲,通过中西药在当地使用情况的对比,他认为“只有中医药才可能治愈艾滋病。”
最早到疫区治疗艾滋病的大夫之一——孙传正,自2001年以来共治疗200余例,有病案记录的163例,其中156例有效(临床治愈),有效率达 95.7%;其中100例服药三个月后停药,两年内随访病情没有反弹;省防疫站复查8例治愈患者,其中5例的抗体转阴;北京地坛医院检查7例,2例的病毒载量达到检测不出的水平,其他病人的病毒载量也大幅下降, 而7人的CD4+、CD8+指数全部升高。三年中仅有7人死亡,其中3例是在病情稳定后,由于饮食不节而成“食复”不治。
山东李传和大夫是个乡村医生,自2002年10月起共治疗9例艾滋病患者,均在服药三天后有效,服药15-23天后停药,在没有再服药情况下,至今还保持着良好的身体状况,包括其中4例晚期患者;90%以上患者服药后一个月就能恢复劳动能力[2]。
此外,李之焕、刘志明、莫以贤、李德敏,以及参与本课题组调查研究的王文奎大夫等在河南疫区治疗艾滋病的效果都很好。
七路民间中医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共治疗了近600名艾滋病患者。效果明显优于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运用的鸡尾酒疗法。
二、中医治疗艾滋病遇到的问题
(一)疗效标准问题
目前有关管理部门过分强调按西医的标准来判断和评价中医疗效,过分依靠现代医学的物理、化学检测指标,结果导致关心药后病毒载量的降低、CD4+细胞的上升,甚于病人的主观感受、生活质量以及劳动能力的恢复。
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西医千方百计要用化学药品杀灭细菌、病毒,中医则用药物或非药物疗法改变病人体内环境,调动患者的自康复能力以驱除病邪。例如,西医治疗疟疾是设法用化学药物杀死病人体内的疟原虫;众所周知,中医针灸也可以治疗疟疾,但决不是依靠针来刺死疟原虫,而是调动了人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自康复能力或说自组织能力,以达到疟原虫无法生存而自灭的治疗目的[3]。
既然中、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就不宜用同一标准来管理,这正如国民党政府时期,于右任在否定“废止旧医案”所言:“不能让牧师管和尚”。而且,艾滋病患者在生死关头,也不会以治疗方法的科学性、现代科学指导下的可重复性作为选择的标准,他们只会选择实践证明治疗效果最好的、毒副反应最小的治疗手段,这也是符合最广大群众利益的。
(二)法律法规不利于中医药治疗艾滋病
目前有关中医药的政策法规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阻碍了中医药积极探索治疗艾滋病的方法。
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解决艾滋病问题,而我国民间中医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能摸索出一些好的治疗方法,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了中医学的精髓,他们的思路还没有被西化。但国家的法律对此不仅没有持肯定态度,反而在压制这一群体的活力。
医师法阻碍了中医传承。按照医师法,主动去疫区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民间中医是非法性质,因为他们都没有受过正规的院校教育,或自学或祖传或拜师,没有行医资格,按照现有的法规也不可能获得行医资格。其实,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医学门类,获取行医资格的关键应是看他们的医术高不高明,医德高不高尚。特别是在当前特殊情况下治愈艾滋病,如果掌握有治疗艾滋病的医疗水平而不能获得行医资格,那责任就不在民间中医本身而在有关政府部门了!那就是有关部门不顾历史和今天的客观情况,不能急广大群众之所急,没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徐冠华部长向吴仪副总理汇报了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情况,吴仪批示:“要组织中医界参与AIDS的防治工作”。然而,民间中医在向有关部门汇报防治艾滋病的情况时,有关领导关心的并非他们是否有治疗艾滋病的能力,而是关心三个基本问题:什么学历?有无行医执照?如何进入艾滋病村的?就更不用说有人会关心民间中医有无困难,更没有任何领导或派员去考察其疗效了。
1911年我国有80万中医,1949年50万,现在只剩下27万[4]。而且,就我们对若干中医院的粗略调研,大约仅10%的中医还开汤药处方,余者仅开中成药和西药,且多以后者为主;换而言之,基本能以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3万人,如再严格管理,中医恐怕就要被彻底消灭光了!而消灭中医,正是国民党时期余云岫所提出,也是解放后被毛主席撤职的中央卫生部王斌、贺诚两位副部长梦寐以求的愿望。今天28所中医院校却培养不出过去师徒传承那样多、那样好的中医,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民间中医水平并不低。我国中医院校的中医教材就是解放初吕炳奎组织民间中医编写的!这些编写教材的民间中医今天早已成为中医大师,当初编写教材时,他们并没有正规的院校教育学历和行医执照。
药品法按西药标准要求中药。中药与西药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药,来源、功能主治及使用原则均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不宜用同一标准,有关管理部门也不应强求中药达到化学药品的单体结构、用药纯度等要求,这样反而将会抹杀掉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虽然中国民间中医没有权利治疗艾滋病,但有关部门却允许外国公司将他们尚未上市、疗效和毒性都不清楚的化学药拿中国艾滋病人做试验,如前段时间所曝光的地坛医院“免费”治疗艾滋病事件[5]。难怪有人臆测,能允许外国公司拿中国人做新药试验,却不容许应用数千年的中医药对艾滋病进行救治,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应是受外国公司利益驱使,受公立医疗机构和研究机构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制约,而无视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传染病法阻碍中医治疗传染病。按照传染病法规定,中医不能治疗传染病。因为传染病法规定传染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治疗,而中医是没有传染病医院的,传染病医院也基本没有中医科(有也只是陪衬)。因此,正规中医国家队没有人主动前往疫区治疗艾滋病人,课题组也找不到国家队人员与我们同去,就是因为传染病法阻碍了他们的积极性。
三、为了13亿人健康,弘扬中医药应该成为国家战略
中医与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医疗保健体系,各有所长,应该按宪法第21条规定,并重发展,相互配合,而不能支持一种,压制一种。因此,在西医对艾滋病、禽流感等病束手无策之时,为了保障13亿人的健康,国家应该把弘扬中医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如果我们不深入研究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问题,中国人民的健康就可能受制于洋人。
弘扬中医不仅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更是因为它代表了医学的未来方向,只有它才能真正解决13亿人民的健康问题,而且,它是我国自己的原创性医学门类。且不论西方已经认识到的西医药的弊端,我们模仿总是尾随其他国家之后,永远不会真正解决中国的医疗保健问题。
几十年来,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6]。
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与社会的进步,昭示以整体论为核心的科学革命即将出现,中医基础理论及其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可以指导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医这一原创性科学的价值将日益为世人所认识。
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药是我国唯一有望在近期赢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我们决不能丢弃这一原创科学的发展机会。百十年来,中医屡次遭受打击与失败,但总是屡败屡战,不仅表明中国人的不屈不挠,更表明中医的存在价值。
四、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前景广阔
通过民间中医在艾滋病村对艾滋病人治疗的效果,让我们看到了中医药战胜艾滋病的一线曙光。我们认为,对于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民间中医,正确的“引”远胜于单纯的“堵”,只有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他们纳入国家队,给予鼓励、支持与指导,给那些真正有能力防治艾滋病的民间中医一个机会,才可能让那些真正有疗效的中医药发挥救治艾滋病人的作用。
为此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组,深入到艾滋病重点区,对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现状及前景做调查和评估。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家科研院所的中医药研究,更应重视民间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中医力量。让他们有确凿疗效的防治艾滋病中药也纳入国家免费治疗的行列,让病人有多种选择。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民间,民间中医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少,所以国家应更加重视民间力量,制定更适合他们发展的政策法规。
西医药治疗艾滋病有两大瓶颈,第一是毒副作用太大,第二是易产生耐药性。既然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理念与西医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一线曙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只要国家给予宽松环境,中医药一定能够解决艾滋病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医治非典有疗效,北京晚报,2003.05.19.
[2] 王强,袭祥德. 艾滋病拯救中医. 商务周刊. 2004年23期.
[3] 吴阶平. 中医走向世界恰逢良机. “21世纪东西方卫生保健展望”会议讲话. 2001.7.3
[4] 曲文清. 聚焦中医药人才培养. 中国中医药报. 2005年4月26日.
[5] 何雁. 地坛医院艾滋病临床试验丑闻曝光. 香港文汇报,2004.11.24.
[6] 贾谦等. 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06月07日.
(原载于中国软科学. 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