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艾滋病恐惧症患者觉得自己不能脱恐的根本原因就是每个医生，每个医院不同的说法，为什么艾滋病窗口期不能统一，成了很多艾滋病恐惧症患者的心中之痛。按道理，自从艾滋病临床诊断标准在2019年被更新以后，按照很多志愿者的预估，艾滋病恐惧症患者人数应该降低，痛苦程度应该减缓。事实上，受疫情原因影响，高危频次减少，艾滋病感染者增幅降低，艾滋病恐惧症患者同样也减少，然而通过艾滋病恐惧症严重程度倾向测评（该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恐艾干预中心，选择风险评估一栏获取），高分严重程度的比例却在增加，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得出结论，很多过去一直恐艾的恐友没有恢复，又有新的恐友产生，随着恐艾的持续时间增长，错误认知，辩证矛盾和应激反应导致严重化。
恐艾干预中心针对恐艾症的内部交流
其实大家也不要去讨论哪个医生说艾滋病窗口期是多久，就算同一个医生，他的参考点不一样艾滋病患者，那么给予的结论肯定是不一样。如某网上知名医生，老师常常看到您们截取其问答截图，说艾滋病窗口期是多少，然而在大家一起开艾滋病防治培训会的时候，那就不会这样说了。面对恐友，参考的恐友群体，很多时候会讲一个于情，如果参考的都是做艾滋病防治工作，都是科研或一线实践的医务人员，很多时候会讲一个于理。于情于理，既辩证又统一，但是这样的于情于理，才符合循证医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为什么同一个医生怎么说法都随时在变，那是因为面对的对象不一样，毕竟医学它不是一门单纯的用绝对化来概括的自然科学，否则，哪里会有问诊和会诊这一说呢。
消除艾滋病歧视和恐惧
说的更加细致一些，对于艾滋病窗口期的定义，对于不同恐友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大多数的艾滋病恐惧症恐友吧，占比可能在99%以上，都根本不是艾滋病高危风险行为，对于这部分人群，别说国家目前的一周二周三周左右的标准适用，就算是当下立即检测，结果都是准确的，为什么？没有满足艾滋病感染可能的高危行为，凭什么去探讨所谓的艾滋病窗口期，说得客观点，就是艾滋病窗口期在这里只是起了一个仪式感作用，满足了大部分心怀恐惧和罪恶感的心理补偿。这种情况下，那国家标准肯定是有绝对威慑力的。但是对于真正的高危人群，比如一小部分私生活有些随意的男同群体呢，对艾滋病感染高危风险置若罔闻，几乎不戴套，对方又是高载病毒群体，感染风险较大，这个时候国家标准我们认为他是用来定大局的艾滋病患者，而不是说就完全绝对化了，没有一个专家敢对高危人群说出四代两周保证他绝对排除的话，这在行业内是非常匪夷所思的。毕竟以艾滋病四代试剂对于感染者的检出率，是两周95%以上的准确率，三周99%以上的准确率，四周99.9%以上的准确率。在开会的时候，同很多疾控中心，公卫中心和国家知名男同组织的交流中，一线工作的他们，长期负责艾滋病感染者的接待管理和治疗工作，均表示明确高危的男男人群里有存在两周后检测为阳性的案例。所以很多医生就采取了宽严不一的咨询策略，对于恐友为松，对于真正高危群体为严来进行具体化分析。毕竟，正如刚才所说，恐友99.9%以上都不是高危，而四代两周检出率又是95%以上，那存在错误检测率的概率就非常低了。这也是为什么国家标准是适用于恐友的，毕竟大部分都是去测了一个寂寞。
吴万方老师带领恐艾干预中心第三批志愿者
如果不是因为网络上，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分析艾滋病窗口期绝对排除的时间，也不会有那么多恐友被这个话题吸引进去，导致出现严重心理障碍。想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最初成立的时候，并不会纠结这个问题，网络改变了很多人。也许有的人受到那么一下刺激，转移注意力或许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就是在人群中多看了它一眼，就恐上，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希望大家不要去探讨绝对排除的概念，大家可能满以为给我一个绝对，我就脱恐，事实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艾滋病恐惧症及患者的研究工作，还真不是这样。有的恐友检测成了惯性，甚至在边缘行为，或者都不算是高危行为的一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八年后还在检测，那这问题是应该归为艾滋病本身么，显然并不是。
其他地方的数据张老师并不一定了解，但是对于我们中心自己的恐友，我们会边进行干预边进行数据分析，就会发觉，越是减少网络搜索频率，越是减少咨询不同医生老师数量，越是按照我们在电话和面询时给予建议去做的，其有效率是正正比的。双方的关系越熟悉，越彼此了解，越是建立了稳定的契约关系的，其艾滋病恐惧症严重程度的倾向越低。
没有什么比希望，让人感到更幸福的。无论现在所处在的环境是如何，您只需要知道，一个常年带领恐友从恐惧深渊不断走出的社会机构，这么多年源源不断增加的经验，是恐友坚持下去，具备充分信心的理由，祝福各位，早日脱恐，只要您真的愿意把自己彻底交给信任的人，那么您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