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北京时间3月6日，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刊发了题为《HIV-1 remission following CCR5Δ32/Δ32 haematopoietic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的文章，一位同时罹患肿瘤和HIV的“伦敦病人”使用CCR5△32基因纯合子突变的供体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后，体内持续18个月无HIV病毒，因此，文章刊发前便备受关注，被很多媒体誉为“全球第二例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相较于全球公认的首例被治愈的“柏林病人”，此次的“伦敦病人”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记者就此专访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
“持续缓解”而非“治愈”
“全球第二例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3月6日下午，刚刚读完这篇文章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对记者说。
问题出在时间上。文章称，“伦敦病人”体内持续无HIV病毒的时间为18个月，“这个时间比较短。”陈志伟说，此前诸多病例中都存在感染者体内持续一段时间无HIV病毒，但随后反弹的情况，比如著名的“密西西比婴儿”，这位感染者体内无HIV病毒的时间长达27个月，但随后病毒载量出现反弹。“虽然目前科学界对’治愈’尚无具体的时限标准，但一般而言至少要持续3年以上。”陈志伟说。此外，记者注意到，对于“治愈”的说法，文章作者也非常谨慎。文中未使用“治愈”（cure）而是“持续缓解”（remission）。
陈志伟表示，在艾滋病领域，“治愈”可分为根除性治愈和功能性治愈，二者在概念上有所区分，易混淆。所谓的“根除性治愈”，意味着感染者体内的艾滋病病毒被完全清除。何大一教授的鸡尾酒疗法（HAART）问世后，可有效控制HIV病毒复制，使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维持在较低水平，艾滋病由此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传染性疾病治愈艾滋病，科学界也一度希冀借助这一方法终结该病的流行。
但潜伏病毒库的发现打碎了这一希望。HIV基因在逆转录酶和整合酶的作用下整合进宿主基因，一部分被感染的细胞转化为休眠静止状态，形成HIV潜伏病毒库。由于病毒库不表达病毒蛋白，因此可逃脱免疫系统的识别，不受抗病毒治疗的影响，在感染者体内长期存在。“潜伏病毒库犹如HIV病毒的避风港，停药后潜伏的病毒可重新激活。”陈志伟说。
目前的策略是激活潜伏病毒库，通过唤醒处于休眠状态的原病毒，使潜藏静止的细胞表达HIV蛋白或病毒颗粒，使其重回人体免疫系统的监视视野下，进而用HAART以达到清除体内所有HIV病毒的目的，“寻找高效、特异性的激活剂便是整个思路的关键点。”陈志伟说。而功能性治愈则是指在感染者体内仍可检测到HIV病毒核酸，但停止服药后，患者体内的HIV病毒控制在检测不到的水平。
为发现治愈机制打下基础
“伦敦病人”虽未治愈且并非首例，但在陈志伟看来，相较“柏林病人”，其意义同样重大。首先，由于一直属于孤例，“柏林病人”在科学界被认为是巧合，甚至是“撞大运”，而“伦敦病人”的出现则用事实击碎了这一说法。
“因为在治疗方法上，’伦敦病人’是’柏林病人’的复制品。“陈志伟说治愈艾滋病，二者都是给同时患肿瘤和HIV的病人使用CCR5△32基因纯合子突变的供体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这证明该方法是可行的，’柏林病人’的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
其次，通过进一步甄别二者的异同点，可从孤案的偶然性中发现治病机制的必然性。陈志伟介绍，“柏林病人”出现后，科学界一直试图复制这一治疗方法，目前全球有近30余个类似案例，但只有“伦敦病人”体内无HIV病毒的时间持续较长，通过分析这些失败案例与“伦敦病人”的异同，以及“伦敦病人”和“柏林病人”的异同，可进一步发现HIV的治愈机制。比如，“伦敦病人”和“柏林病人”都在骨髓移植后存在强烈的排异反应，该篇文章也提出，这可能是二者实现较长时间消除病毒的原因之一。“如何确证这个猜想是否正确，这就需要更多的个案。”陈志伟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从偶然走向必然的过程。
另一方面，有专家认为，该方法目前还仅限于同时罹患肿瘤和HIV的患者，即便仅针对HIV患者，由于骨髓移植后需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因此，相比终身服用抗病毒药物，这一方法“得不偿失”，但陈志伟认为，虽然存在瑕疵，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则不断逼近艾滋病的致病机制，为最终实现高效便捷的治愈方法奠定基础。
文：健康报记者张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