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是艾滋病的传播温床。然而，许多卖淫女被收容教育之前，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收容之后的第一课，就是被民警领进济南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的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基地。
2003年至2005年，收教所内检测出了两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一名在入所前就已发病。该所医务室大夫宋冬梅说，感染艾滋病后还有一个窗口期(即感染了病毒到能检查出来的时间段，记者注)，有的窗口期长达6个月。
昨天下午，济南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以下简称收教所)的学员们在所内的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基地学习。这样的学习，从她们被收容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在基地，看到180幅艾滋病、性病知识图片后，有的人当场吓哭了。
八成以上收容女有性病
收教所所长隋国华告诉记者，收教所是集中对卖淫妇女进行教育挽救、强制进行性病艾滋病检测治疗的特殊场所，收教期限一般是半年至两年。几年来，该收教所先后将4000多人“转化”出所。
这些女性，85%以上患有性病，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有的女性被收容后检查发现竟得了好几种性病，有的人因病情严重走路都不方便。
收教所一中队中队长王鸿雁说，目前所里有160名收教学员，平时一般情况下都有两三百名。她们的学历大多在初中以下，像浮萍这样读过大学的几乎没有。能知道一点性病、艾滋病常识的人非常少。
2005年，该所成为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同年4月，所里新收的一名学员王某经检测确定患有艾滋病，且当时已发病。王某常年在外流浪，以捡拾垃圾和为民工提供廉价的性服务为生。
王某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让收教所的民警们心惊。“卖淫女是经性传播艾滋病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性艾滋病自述，而这些人又有感染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的可能性。”后来，王某被送回济宁老家，纳入当地疾控部门防治管理。
了解艾滋后她们感到了恐惧
收教所和山东省疾控中心合作，每个学员收教期间都要查1到2次血，以检测是否感染艾滋病。
宋冬梅说，前几年收教的卖淫女在从事色情服务时使用安全套的非常少。最近一两年，这种情况有了好转。但是，另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安全套质量不过关。
很多卖淫女反映，安全套在性交易中经常破裂。而且，一旦客人拒绝使用安全套，她们更是要听客人的摆布。“这样说来，即便使用了安全套，也不是绝对安全的性行为，她们依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宋冬梅说。
2003年，19岁的湖南籍少女小李因家境困难，经朋友介绍在济南一家洗头房从事色情服务。在为嫖客提供性服务的过程中，被迫要求不使用安全套，导致她六次早孕流产。
收教后，小李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小李开始绝食、沉默，终日孤独徘徊，以泪洗面。民警们害怕她想不开，只好经常陪着她，开导她。
看着这些例子在身边发生，加上进了收教所后学到的性病、艾滋病常识，一些学员开始后怕。有的人心理压力很大，一天要找宋冬梅好几次，问来问去都是担心自己染上艾滋病艾滋病自述，紧张的情绪让她们吃不下睡不着。
“她们说，卖淫时一点也不害怕，现在懂得了这些常识，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游走在艾滋病的边缘”，宋冬梅说。在收容所的“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基地”，学员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一个女护士的复杂情感
24岁的浮萍(化名)是山东一所医学院护理专业的专科毕业生，家境优越。
上大学时，她的初恋被父亲以影响学业为由“掐”断。一年后，浮萍又与一男孩恋爱。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两人偷偷交往了4年，其间发生了性关系。
浮萍毕业后，父亲再一次以男孩“家庭和个人条件太差”为由，打散了这对“鸳鸯”。
因为嫉恨父亲，浮萍不肯回到家里。这时候，浮萍认识了一个做物流的男子。男子称自己未婚。因和家庭关系紧张，浮萍很依赖他，开始了第三段恋情，并与他同居了半年。
一次，浮萍偶然把电话打到了男子家中，接电话的竟是那名男子的妻子。这一次的恋情比前两次更让她绝望。浮萍把事情告诉了家人，让家人逼对方离婚，但没有成功。
为报复这个男子，浮萍又找了一名男朋友。这个男人36岁，在一家建筑公司做项目经理。认识的第一天晚上，两人就发生了性关系。三四个月内，这个男子给浮萍买了三部手机，还有项链等物品，总价值1万余元。
浮萍与这名男子经常去宾馆开房间。今年7月20日，当浮萍再次与这名男子来到宾馆约会的时候，警察敲开了他们的房门。
“我被收容一点也不冤。”浮萍说，她和那个经理一点感情也没有，走上这条路既是为了报复男友，同时也夹杂着女孩在物质诱惑面前的虚荣心。
浮萍说，虽然自己是护士，但戒备心一点也不强。“现在想来，那个经理肯定以前在外也经常找‘小姐’，我非常后怕”，浮萍说，收容其实是帮了自己，让自己远离了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