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感染HIV后，20岁的大学生小林被黑暗吞噬，他开始走上用毒品麻痹自己的道路。
他以为自己“掩藏”得很好，不会有人知道自己染病，也不会有人知道自己吸毒。然而今年3月，在前往外地接受升职邀请的途中，小林在车站被民警抓获，随后被送往湖南省麓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
至此，他一直伪装的好学生、乖儿子的“人设”，在父母前面轰然倒塌。
戒毒所教育科曹警官介绍，小林曾私下告诉她，他此前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得知自己感染HIV后，整个人精神崩塌，并开始吸毒，彻底放纵自己。
麓山强戒所里有几个不同的病室，艾滋病室在这里叫做第四病室，戒毒人员被称为“学员”。和小林熟悉的申警官介绍，在所里，学员们常会表达对家人的愧疚和对自己病情的担心，扮演倾听者让学员们释放内心的压力，也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得到学员信任的申警官说，哪怕都是吸毒人员，身患艾滋病的吸毒人员普遍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低人一等，“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被区别对待”。
不过，在戒毒所民警看来，相比艾滋病患者身体的康复，他们更担心艾滋病患者产生的心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怨恨社会，甚至报复无辜的人。
负责心理疏导工作的曹警官说，她不厌其烦给艾滋病患者做心理辅导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如果将艾滋病传染给了他人，除了增加别人的怨恨和自己内心的不安，其实什么都得不到，“爱你的人才会跟你在一起”。
今年6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JAMA发表文章称，通过对横跨16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HIV感染者的预期寿命和普通人群越来越接近。但该文章也表示，HIV感染者活着还面临更多并发症的挑战。
世界艾滋病前夕，潇湘晨报记者来到湖南省麓山强制隔离戒毒所，在这里了解他们的故事。强戒近三个月的HIV感染者小林，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
以下是小林的自述：
确诊
当下第一感觉是完了，要怪就怪自己
我今年29岁，是HIV携带者。
确诊感染是在大二下学期，是我妈妈告诉我的。每年我会做两次全身体检，体检报告都是发到我妈那里。那天她让我和她去疾控中心做一次抽血，我问她体检有什么问题吗，她说还不确定。当时想着可能检查出问题了，但是没往这方面想。过几天结果出来了，我妈哭了，我说别把气氛搞成这样子，然后她说，你被查出艾滋病。
当时我就说不可能，我知道感染（艾滋病）是什么情况，但我身体没有任何异常。我妈说是真的，去抽血就是为了确诊。我抱着我妈哭了半小时，当下的第一个感觉是完了，感觉几年、十几年自己就会死去，跟得了绝症一样。
我记得那晚我没有睡觉，我妈也没有睡觉，我在沙发上坐了多久，她就陪我坐了多久，零零碎碎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她看我情绪不好，没有追问我是怎么得的。后来我努力回想，我也不是太不检点的人，也想清楚了大概是哪一次性经历感染的。但能怎么样呢？得了就得了，你也不可能再去责怪对方，因为那是心甘情愿的事情，要怪就怪自己。
确诊以后我抑郁了半年，那时候感觉人生完蛋了，生命的时限可能不会太长，像得了癌症一样，到了一个时间点就会爆发，然后人就会死。我开始对身边的一切事情，学习、社交，什么都提不上兴趣。我高中成绩还不错，父母对我的家教也好，对于未来我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至少在确诊之前是这样。
后来我就沉迷吸毒。这个病算是转折点，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大学时我喜欢喝酒，频繁出入酒吧，有一次喝醉了，一个同学看我在厕所吐得比较厉害，他就说抽口烟吧。那个东西跟平时酒吧里卖的水烟挺像的，我抽了以后也确实感觉醒酒，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到冰毒。
我可能是选择用毒品来麻痹自己，让自己尽量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玩的次数越来越多，量也越来越大。
小林向记者讲述他的故事。
吸毒
如果对法律没有一个尊敬、畏惧的心，总会出事的
确诊后，吸毒这件事慢慢变成我的日常。那时候我还在读书，经常想各种理由和父母要钱，其实是在外面做一些不堪的事情。他们知道我是因为交了朋友得的这个病，所以更注重我情绪上的变化，我提的要求都尽量满足。
大概是大三，他们看到我很颓废的样子，每天进门就把房间锁起来，一睡睡一天，于是他们就去了解艾滋病的知识，带我去听一些讲座，让我对这个病有更多的了解，告诉我只是HIV携带者，并未有症状。此后，我慢慢对这个病的恐惧才少了一点艾滋病自述，开始接受现实，服用一些抗病毒药物。
我毕业后去大城市待过一段时间，后来回了老家。我的工作需要经常跟别人打交道，我性格比较慢热，但还蛮喜欢我的工作的。在工作和生活上，我没有因为吸毒整个人变化特别大，该做好的样子都还是做，所以无论家人、朋友、同事，都没有怀疑我吸毒。
但除了上班，我的其他时间就是把自己关在家里，锁着门。私下里把这些光都遮住的时候，我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已经沉溺毒海。
我以前挺喜欢交朋友的，但得了这个病之后，总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我的朋友们也没人知道我病了，可能是我怕他们知道后的反应。治病除了吃药，我自己身体上没有什么并发症，这也让我麻木，觉得吸毒也就那样，无所谓的样子。
日子基本上就是这样，直到今年被强戒。
回忆中的小林。
强戒
在这里每一天日子很苍白，我说不定能等到治愈的那天
吸毒这个事情直到这一次被抓，家里人才知道。
感染HIV以后，妈妈没有责怪我。她常跟我讲一句话，人这辈子，自己的行为一定是自己买单。得病之后，我没有再去找人追问是不是谁传染给我的，也是我妈妈跟我讲，你要面对这个事，得病了就积极治疗。
我知道她私底下还是很难受艾滋病自述，不难受她就不会哭了。但她脆弱的念头只是那么一瞬，之后她会把这些藏起来。我跟我父母关系很好，我挺喜欢一句话，如果把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的母亲思念儿子流的泪水都收集起来，那么世界上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咸海。在我特别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他们都在。
来戒毒所这三个月，每个月我只能打两个电话，妈妈每次和我打电话，我都是哭着把电话挂断的，然后回到房间把门关上，一个人继续哭。
跟你分享一个事，我上个星期打电话的时候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想你了。离家这么久，我真的很想她。我妈一直在电话那边问我，能不能到戒毒所这里看一眼，我不想让我父母看到我这个样子，和以前差别挺大的，我很抗拒，我说我挺好的，没必要来。
那天我妈说，你要好好接受管教，出来还是妈妈的好儿子。我觉得这辈子无论是得了艾滋病或是吸毒，我是一步一步把父母望子成龙的这颗心托起来，又把这颗心狠狠地摔得粉碎。在这里的每一天，日子是很苍白的，铁窗外的世界你要通过各个角度、各个位置才能看到。我们是学分制，第一次进来是7200分，一天10分，表现好能加分，满了7200你就可以走。我想出所那天再让他们过来吧。
现在每天要吃药，三颗药，一天吃一次。我自己乐观地认为，比起肺结核、癌症，我总是好的吧，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也还算是年轻，能够等得到那一天也不一定。
戒毒所生理脱毒区。
未来
我想改变大众对艾滋病的看法，但如果领养小孩，我不会告诉他/她我的病
我现在在这里，只有父母知道。在这边的交流除了民警，就是和病室里的同样的戒毒人员。大家三三两两，偶尔讲一下自己有共鸣的话题。
我不是一个特别愿意跟别人分享我得病经历的人，除了了解相关知识，我没有主动和别人聊过。我已经很坦然地接受了，不愿徒增烦恼，藏着也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这个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不一样。
现在大众的认知里，对艾滋病的恐惧是在所难免的。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病，会通过摧毁人体的免疫力，导致各个身体机能萎缩，然后死亡。至于你怎么感染的，别人并不在乎，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结果，你是一个艾滋病患者，是一个携带者，你去辩解是显得很苍白的。
这一次来强戒，我的决心是特别大的，我还是相信后面的人生有无限可能。强戒所的戒毒工作做得很好，我愿意配合他们的工作，也想让更多的人对这个病有一个客观的看法。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有限的，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如果我今天能够说一点什么改变大众对艾滋病的有色看法，能够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那么是有意义的。
我还想告诉艾滋病患者，在今后的性行为中，一定要做好措施。感染的人里可能有大部分跟我一样，原本有无限可能的一段人生，从那一天开始会一直布满乌云，无论你怎么拨，乌云就是散不去。我希望每一位艾滋病患者，不要把自己的这种感觉再建立在另一个有无限可能的人身上。
吸毒和染病，我觉得染病我更不愿意去说。其实艾滋病也不是写在脸上的，对不对？社会各个机构对于艾滋病患者的信息保护也做得很好，你确诊了之后，只要自己不去讲，没有什么人会知道。
出去后，我第一件事情是跟父母道歉，带他们去拍一张全家福，代表我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再找一份工作，好好生活。今后如果结婚过日子，我一个不太成熟的打算是去领养一个孩子。我没有考虑过领养了以后会不会告诉他/她我的这段经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会说。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潇湘晨报记者 蒋紫雯 张佳玉 王伟哲 通讯员 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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