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它是由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HIV感染人体后，并不会马上罹患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复制、直至使人发病有一个过程，因此将他们划分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两个群体。
从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国内第一例境外输入艾滋病病例起，到如今，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底，中国报告的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高达104.5万例。
这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但或许因为客观存在的歧视，我们很少能看到坦然承认的HIV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所以艾滋病自述，他们到底生活在哪里？都是些什么人呢？
艾滋病疫情“热点”区域
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呈低流行态势，但部分地区疫情严重，呈现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广西、云南、新疆、四川等地为高聚集区。据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统计的2004-2018年全国各地累计报告HIV感染及艾滋病发病情况来看，排在前十位的省市依次为四川省、云南省、广西省、广东省、河南省、重庆市、贵州省、湖南省、浙江省、江苏省。尤其是四川省，累计报告病例数超过20万。
艾滋病病毒为何荼毒这些地区呢？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就受到了毒品和艾滋病这对瘟神“兄弟”的威胁，截止1991年，云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德宏州，经静脉注射海洛因的吸毒者，成了因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人群。之后，潜藏在云南的艾滋病病毒搭乘着毒品的顺风车，前往了全国，形成了国内第一波HIV感染流行。毒品相关疫情集中于广西、新疆、四川、广东等非法毒品贸易路线上。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100万人参与了有偿献血，多数为贫困农民。血站违规采血引起的污染，导致了第二次HIV感染流行，河南、安徽、山西、河北、山东、贵州等省份有偿献血者中HIV感染率为10%-20%。人们熟知的河南艾滋病村，也是由此而来。直到1998年10月1日《献血法》实施,血液安全管理法律和法规落实，才使得采血供血中的HIV传播途径被遏制。
2016-2020年期间，中国的艾滋病经输血感染病例接近零报告，母婴传播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性传播占据绝对主力。据《2020年预防艾滋病最新核心信息》显示，近年来中国新增的感染病例中，95%以上通过性传播感染，其中异性传播约占70%，男性同性性行为者每100人中约有8人感染艾滋病。
青年学生、老年人，新增感染者“两头翘”
近年来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呈“两头翘”的趋势。
一头是青年学生。考试结束了出去high一下艾滋病自述，深夜emo了去酒吧释放一下，性教育缺失、性观念开放、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等种种因素，促使艾滋病在象牙塔的隐秘角落里潜滋暗长。据中国疾控中心统计，2007-2017年，全国每年新增报告的15-24岁青年感染人数，从234增加到了3077，十一年间增加了十多倍，绝大多数人的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而且，2017年报告的青年学生病例中，男男性传播占到了81.8%。
2020年6月发表于《中国性病艾滋病》期刊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我国7所大学本科男学生性行为情况及性向自我认知，在针对3125人开展的调查中，承认曾有过性行为的男学生占49.2%（1539人），双性、同性、不确定性向的比例超过10%。
另一头是老年人。在大多数人心中，默认在老年群体中并不存在性行为。但事实是，欲望不会随性器官的老去而萎缩。空巢、丧偶、配偶性能力下降等因素致使很多老年男性通过商业性性行为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
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人群，特别是60岁以上的男性人群感染的病例报告数，从2012年的8391例上升到2018年的24465例。2019年新诊断报告的60岁及以上男性感染者人数，占当年新报告老年人感染人数的77%。
流动的人口，流动的病毒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这也在无形中加速了艾滋病病毒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传播，同时也使艾滋病疫情由高危人群向普罗大众扩散。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约为3.7亿，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这个特殊人群因为流动性高、多为青壮年、文化水平低、高危性行为发生率高等因素，已经成为艾滋病病毒易感人群。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显示，2007年对云南、广东、安徽的3090名工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年轻及文化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进行随意性行为和嫖娼的比例高达40.2%。
虽然，艾滋病患者在坚持长期服药的情况下，病情可以得到控制，实现带病生存。但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用于对抗艾滋病的有效疫苗和治愈药物。对于普通人而言，洁身自好，交往固定性伴侣，性行为做好保护措施是预防艾滋病感染的重要手段。
要说HIV猛于虎，好像也并不夸张，大家心存敬畏，方能行有所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