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韩扬眉 李晨阳
3月10日，《柳叶刀—艾滋病病毒》发文宣布：世界上有了第2例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这距离全球首例艾滋病患者——“柏林病人”被治愈，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两个病人被治愈的概率，就像被闪电击中好几次一样小。”相关专家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我们只能说有两例病人被治愈了，而不能说艾滋病被治愈了，接下来人类需要寻找更安全、更经济、更有普及性的治疗方法。”
2019年3月8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Ravindra K. Gupta团队在《自然》上报道了一位“伦敦病人”，同时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他接受了携带 CCR5-Δ32 突变的捐赠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后他不仅霍奇金淋巴瘤康复了，血液内也没有再发现艾滋病病毒。
随后他在被仔细监测病毒载量的同时停止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截至论文投稿，血液内也没有发现艾滋病病毒的反弹。
此次《柳叶刀》论文正是对这一“伦敦病人”的跟踪报道。一年过去了，数据显示他在没有ART药物的帮助下，依然安好。
《中国科学报》记者就第二例艾滋病患者被治愈的相关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和北京协和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太生。
《中国科学报》：这次“伦敦病人”和之前的“柏林病人”治疗思路一样吗？
李太生：一样的。都是接受了携带CCR5-Δ32突变的骨髓移植。
《中国科学报》：一年前这个团队就曾在《自然》发文，称“伦敦病人”的艾滋病得到了“长期缓解”。一年过去了，这篇最新的《柳叶刀》论文释放了哪些新信息？
李太生：首先自然是分析治疗中断后的缓解时间延长了。其次，去年发表的研究只检测了血液中的艾滋病病毒RNA。这次扩大了检测样本，包括血浆、精液、脑脊液、肠道组织等。
结果显示，除外周记忆CD4细胞中能够记录到极低水平艾滋病病毒—1 DNA信号外，从21个月到30个月的检测时间内，上述样本中的病毒RNA或DNA检测均呈阴性。腋窝淋巴结中虽可检测到线性DNA，但完整前病毒DNA是阴性的。
《中国科学报》：艾滋病现在有公认的“治愈”标准了吗？“伦敦病人”确实符合治愈标准吗？
张林琦：艾滋病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治愈”标准。但从研究病毒在体内复制的动力学来看，如果观察到停药后这个病人的病毒没有反弹，就可以说这个病人治愈了。因为如果反弹，停药后一个月内肯定会死灰复燃。
我认为“伦敦病人”在3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没有反弹治愈艾滋病，基本上可以说是被治愈了，也就是说病毒从体内被清除掉了。
《中国科学报》：已经有两例患者被治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疗法治愈大量患者了？
张林琦：很遗憾，这种疗法还不具有推广性，因为要求太多了。一个病人被治愈的概率，就跟“被闪电击中好几次”差不多。
最主要的原因是合适的骨髓捐赠者太稀缺了，世界上只有很少人携带CCR5-Δ32等位基因，而世界艾滋病人数可能超千万。
另外治愈艾滋病，整个骨髓移植过程风险性非常大：技术操作非常难、患者有一定的死亡率，供者与受者之间骨髓的配型又很难。即使骨髓移植成功了，患者还需要继续服用免疫抑制剂，来维持供者与受者免疫不相互排斥的平衡状态。
因此，目前我们也只能说有两例艾滋病患者治愈了，而不能说艾滋病被治愈了。
《中国科学报》：“伦敦病人”治疗的成本有多高呢？
张林琦：毫无疑问，“伦敦病人”治疗成本肯定非常高，骨髓采集、全身性清髓，以及其他监控应急措施等，这些费用比常规的疗法高出太多。按照现在的操作模式来看，该疗法成本几乎不可能降下来，首先找到供者就要花费很大，临床骨髓移植、安全保障等都需要高昂费用。
《中国科学报》：是不是说这两例治愈病例的意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张林琦：“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被治愈，确实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证明了一种疗法的有效性，也指明了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按照这个疗法的原理，如果能把普通捐赠者骨髓里的CCR5基因有效敲除掉，就可以大大增加对艾滋病有治疗意义的骨髓来源。或者直接拿艾滋病患者自己的细胞进行体外基因敲除，这还能避免移植排斥反应。
科学就是这样，刚开始取得一个突破是不惜代价的。突破了，接下来就要思考如何开发更安全、更经济、更具普及性的方法。
《中国科学报》：这个方法是指基因编辑疗法吗？现在这方面的实践如何？
张林琦：解决CCR5基因供者稀缺的问题，基因编辑疗法可能是当前唯一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它可以很有效地把CCR5基因敲除掉。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基因敲除的精度、准确性和效率。如果敲除效率达不到100%，（治愈）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病毒会扩散到没有敲除掉CCR5基因的细胞中，也就是病毒肯定会再次反弹。
而达到把CCR5基因100%敲除掉的目标，还要走一段艰苦的探索之路。这就像在大海中捞针，如果找错了，捞出一块“石头”，后果很严重。另外，找到针后还要把它精确地打断，也很困难。
《中国科学报》：我们注意到，两个治愈的艾滋病病人都同时患有两种严重疾病（“柏林病人”是同时患有艾滋病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伦敦病人”是同时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这是巧合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张林琦：鉴于现有的抗艾滋病药物已经能够很好地抑制病毒在体内的复制、延长感染者的寿命、维持病人的健康状况，因此对于只患有艾滋病的病人来说，通常没有必要接受可能会对身体造成额外伤害的疗法。
“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之所以都采取骨髓治疗的方法，是因为他们患有的其他病症必须采取骨髓移植的方法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有需求的，骨髓移植疗法是确定的，只不过需要骨髓移植的供者携带CCR5-Δ32等位基因，这样可以实现“一箭双雕”。
相关论文信息：(20)30069-2
《中国科学报》 (2020-03-13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