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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出门的那一刻，宋益忽然害怕了。
11月16日，朋友约他出来。他答应得很爽快，但见面前一小时，恐惧像从地底蹿出的火箭一样，迅速控制了他。
25岁的宋益是上海一所高校的理科博士生，日常生活就是带着手机、充电宝往返于宿舍、实验室、食堂三点一线。他偶尔会和实验室的同学聚餐，但大部分时候，没有社交。
一年多前，宋益的课题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他一度精神低迷，无心做事，只想睡觉。这期间，他发生了一次无保护的性行为。
之前，他一直很关注艾滋病有关的问题。那次行为之后，他忽然想到感染的概率问题，开始恐慌。“慌了之后就去检测，因为不是很了解就越想去了解。从而陷入一个想去了解更多的循环里面。”
他总觉得随时会暴露在被艾滋病毒感染的风险中，为此，他不断检测，疯狂逼自己啃读资料，电话咨询，看心理医生。但恐惧始终盘踞在他的脑海，从未彻底消散。
不同于人们对艾滋病的暂时恐惧，宋益这样的恐艾群体长期笼罩在巨大心理阴影中，通常伴有焦虑、抑郁、强迫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属于神经症谱系的“恐艾症”。
马桶上的血
高危行为后，宋益开始习惯天天量体温。一直很正常，他的焦虑感有所减轻。结果因为与人发生肢体冲突，又被人咬了一口。没有出血，但恐惧感又升了起来。
恰好在那段时间，他看到南京一位HIV病毒携带者咬伤法官的新闻，受到刺激。两星期后，又开始腹泻、发高烧。这一系列事件逐步加剧他的恐惧。
后据央视网报道，南京被咬伤的法官，经过健康检查无碍，也未感染艾滋病毒。而宋益去医院检查，发现自己只是细菌感染的急性肠胃炎发作。
那天出门前，他想到的就是这些过往经历。一开始，他拒绝了，后来，又调整了心情，才终于出门。一路上，他都戴着耳机听轻音乐，这是他调整心情的一种方式。
约宋益出来的人叫小T，她是上海一家健康管理咨询公司医学部负责人，日常运营一个名为“H-Shield艾滋病预防”的微博账号。宋益就是因为恐艾的问题，和小T认识的。
每天小T都会在微博私信上收到几百条千奇百怪的问题，大都和担心自己感染艾滋病有关。诸如，“买的二手钢笔会不会有机关？”“走在路上被外国人撞到，他会不会趁机扎针让我感染？”“买的奶茶会不会有人加艾滋病血液？”
有些私信问题脑洞太大，小T专门创建了“全世界都要害我”的话题，收集微博私信中网友的奇葩疑问。
这些疑问，宋益也有过。
宋益的宿舍卫生间为公用，一次上完厕所，他不经意看见坐便器上有血迹。他担心这是有人故意留下血迹，要感染自己。为了测试是否如此，宋益强迫症发作，做了一个实验。
他揪下自己几根头发，放在马桶内壁不起眼的地方，观察了两个星期。这期间，他发现头发还是在那里。“通常大家都在用蹲厕，马桶根本就没有人在用，就感觉真的是在自己吓自己。”宋益说，纵然如此，他心里还是不安，尽量不回寝室睡觉，不去那个卫生间。
“你写这个肯定会有人说是自己作的，让他们去说吧，人这一辈子犯点错也纯属正常。”宋益说。
“祝大家阴”
感觉需要帮助的时候，宋益会去百度的恐艾吧。他最早认识小T，就是在恐艾吧里。当时除了在微博与恐艾者互动，小T也常出没于各种贴吧。
恐艾贴吧是恐艾者的活跃主阵地。截至发稿前，超过11万人关注了这个贴吧，这些人发了1482万个帖子。
贴吧里，满屏诸如“和按摩院的性工作者发生了高危性行为，会被感染吗？”这类问题，大多焦虑也源自无保护性行为、边缘性行为、伤口或黏膜接触潜在风险的血液或体液。
大家称呼彼此为“恐友”，平均每分钟都有帖子刷新。他们拥有内部独特的祝福方式——“祝大家阴”。
阴是指HIV检测结果为阴性，证明没有感染。
据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咨询师、中科院临床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张珂估计，全国的恐艾人数总体接近100万人，年龄层次集中在20-30岁，大学生为主。男女比例4:1，其中触发男性恐艾情绪的多为商业性行为，而女性多恐惧生活中的文眉、洗牙之类的感染。
张珂原来从事心理咨询，2009年，恐艾干预中心成立，他开始涉足心理咨询和艾滋病防治的交叉领域，拥有十年恐艾干预经验。据他介绍，每年都有陷入中度、重度抑郁症的“恐友”反复求医，甚至会有轻生心理。
24岁的自由职业者江佑棋也是一名恐艾者，他也因此认识了小T和宋益。据他回忆，自己的恐艾经历来源于一次狂欢派对。
那天晚上，他喝得昏天黑地，凌晨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草坪上，难受得想吐，之前的记忆全部断篇儿。但他怀疑，自己混乱中，有高危性行为发生。
一周后，他胸前和背后开始出现带状疱疹，白天手上脚上不停渍汗，没有胃口吃饭，偶尔轻度发烧。“那时候很恐惧，怕自己过不来，觉得应该是‘艾上了’”。
后来，江佑棋才知道当时是因为情绪恐慌带来的神经紊乱。这种症状和艾滋病感染后急性期症状有类似之处。
“艾滋病感染后的急性期症状并不具有特异性，不能单凭症状判断是否感染艾滋病。”成都恐艾干预中心的郭海燕说，“这也正是恐友们最常焦虑的问题。”
除了对症心理，“高危行为”和“艾滋病检验窗口期”的定义是始终萦绕于恐友头顶的两大迷思。带有此类关键词的问题高频、反复出现在恐艾贴吧、微博私信和QQ群之中：“和艾滋病感染者接吻，牙龈出血了算高危吗？”“高危后四周开始查，查到九个月共12次，可以彻底排除感染了吗？”
今年一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其中对艾滋病窗口期定义进行了更新：“窗口期”时间长短根据不同的检测方法而定，绝大多数一周到三周左右可以基本确定。
而张珂认为大多数恐友还是在遵循一种标准仪式感，选择了自我最认可的窗口期进行检测。就像前述9个月查了12次的网友。
涉足恐艾问题十八年来，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陈晓宇接触到的大量恐艾案例告诉他，来咨询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感染了艾滋病的，“恐艾的不感染，感染的不恐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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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份检测试纸
马桶事件过后，宋益的恐惧达到了峰值。
他电话咨询了恐艾干预中心的郭海燕。电询中，他将自己的疑问和担忧和盘托出，结果发现自己所获得的专业信息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医生。
“恐艾情绪本质上是焦虑、强迫的一种体现，落实到生活中会将这种恐惧泛化，就是恐日常。”郭海燕解释，“他们很少能够意识到这种焦虑和恐惧来源于自己心理问题，而非对艾滋病知识的缺失和检测的不准确性。”
面询过形形色色的“恐友”，咨询师陈晓宇一般会先看行为，是否符合艾滋病传播的三种途径之一：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然后再对行为是否为高危行为进行风险评估，先确定感染源：“首先你要和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有接触，没有感染者，发生什么都不会传染。”
陈晓宇说，其次是否有开放性的伤口，第三要接触到对方具有传染性的血液，是否有体液交换，第四，必须满足一定的量。
宋益当时觉得这是概率问题。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后，他怕自己就是那个“万一的感染者”，他缜密地思考每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即使做了检测，也有检测不出来的概率。试剂有没有坏？人为操作有没有失误？有没有漏检？都是存在一定概率的。”
即便他很清楚，这种概率比一场交通事故要小得多，担忧已经成了他的一种惯性，几乎从没有体会过轻松的感觉。
2016年7月14日，英国伦敦，哈里王子参观伯勒尔街性健康诊所（Burrell Street Sexual Health Clinic），并接受了抽血检测艾滋病（@视觉中国图）
今年7月，一颗叫OK的近地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这个事件又让宋益开始纠结概率，“人类差点就灭绝了”。
一位志愿者也认识一位高危人群朋友，因为怀疑自己被感染，买了800份检测试纸。
“我们一般都是建议高危人群每三个月查一次。”他说，“但是他一个月就查完了200份。”结果，都是阴性，没有被感染，但他还是不相信，一次次地去试。
“可以当超人”
在成都恐艾干预中心，张珂每天面对面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恐友”，也有电话咨询。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需要接收面询者累积了数月乃至数年的负面情绪。“做心理咨询是一件极其耗脑，耗精力的事情。有时我实在太累了，稍微闭了下眼睛，咨询者就觉得我没有认真用心。”
长期面对高度敏感的恐艾人群，张珂的疲态清晰可现。稀少的发量，后移的发际线，常年携带的手提皮包四周有开裂痕迹。谈话期间，他有一半时间是在闭着眼睛回答问题，这之前，他刚做完两位恐友的面询。
刚开始，中心为纯公益模式运营，为了维持长期运营，2012年底张珂开始转向付费咨询。
最初80元每小时，现在200～800元每小时不等。据张珂介绍，除了抵扣房租和人员成本的考量，收费在一定程度上让咨询变得更加高效。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付费咨询。干预中心时常遇见宁愿花几千、几万去寻求商业性行为，也不愿意出钱咨询的人。
曾有一位咨询者跪在张珂面前说没钱，请求他的帮助，张珂怜悯心起答应帮他免费咨询。但在后来的面谈中发现，对方花五千元找了性工作者。“当时我就哽住了，觉得这个表演人格实在是太强了。”张珂说，目前，中心仍保留提供给持证贫困人员的免费咨询服务。
如果有咨询者来乐山，陈晓宇一般都会亲自去接站，然后安排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快捷酒店入住，条件允许的话，还会带着恐友去爬爬附近的峨眉山，看看乐山大佛。多数情况下，考虑到时间和金钱的损耗，他并不建议恐友特意跑过来面询。
陈晓宇去年曾接到一个高三学生的咨询电话。对方在路上捡到一个情趣用品，非常好奇，捡回去用了一下，用完在网上一搜索，恐惧和焦虑马上淹没了理智。他觉得自己可能被感染了，拒绝回学校读书，害怕传给班上其他同学。
“这是个非常单纯的孩子，心理上有些轻微洁癖，加上青春期的压抑，学习压力比较大，多重因素导致了情绪的爆发。”陈晓宇在电话这头对其行为进行了风险评估，在排除感染艾滋的可能性后，对他进行了心理疏导。今年夏天，这个孩子和陈晓宇分享了优异的高考成绩。
“恐艾的很多人要保证自己处处都万无一失，学习一定要努力，不能出差错，让自己丢脸。”陈晓宇接触的案例中，很多恐友都对自己有高标准和严要求，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出现任何的风险。
咨询结束，还有人想认陈晓宇做“干爹”，他听到笑了笑：“后宫这么多，他们只是想让我独宠他一个。”现在，陈晓宇在微博上已经累积50万的粉丝。
张珂和陈晓宇还曾打算去峨眉山开设“恐友”疗养院，不过暂时也搁浅了。两人的精力目前完全不够用。
除了恐艾中心的咨询，陈晓宇还在乐山疾控中心全职工作，张珂同时做一些情感咨询填补干预中心入不敷出的情况。之前试着培训过一些恐艾咨询师，想增添人手，但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寥寥无几。
周一，由于忙碌，原定于下午五点至六点的恐艾中心QQ群线上答疑，张珂延迟到了晚上七点半。QQ群里有人提问：很久没有去集体宿舍，怀疑放在衣柜里的内裤被人恶意放了血液，会不会得艾滋病？
这些是咨询师不厌其烦回答过的众多问题之一。时间久了，他们发现，几年过去了，有些人还是没有任何改变，永远在不停地找问题，问相似的问题。
难得的机会，这是咨询师们可以发挥幽默的问题，张珂皮了一下：“老师觉得你（把内裤）穿（在外面）可以当超人。”
恐惧的无底洞
宋益和小T、江佑棋坐在上海世博公园咖啡馆外面的座椅上，背后的露天广场持续不断回荡着施工噪音，这令宋益有安全感。室内太过安静，反而会让他恐惧。
面对科研上的压力，他表现出一丝无力，感觉怎么活都是活：“科学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否定的，它是一个上升的东西，没有什么能给我一个很满意的十全十美的答案。”
事实上，像宋益、江佑棋这样经常相聚的“恐友”并不常见。
“恐友都觉得有恐艾症并非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很耻辱艾滋病急性期，大部分‘恐友’都将自己捆绑到道德的最低点上。”张珂说，即便是线上的恐友，离开网络，他们也很少在现实生活中抱团取暖。
之前，宋益打电话到成都恐艾中心进行咨询，咨询师郭海燕给他的建议是：马上停止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远离信息持续的刺激。第二，找医院用药物干预治疗。第三，多运动。
除了实在不想运动，前两条宋益都做到了。
他去心理门诊，寻求药物治疗。心理门诊医生给宋益开了舍曲林，一种治疗抑郁、强迫、恐慌的处方药，副作用是头晕。两个星期后，父母担心副作用太大，帮宋益把药给停了。
恐惧在他心里从未消散。晚上睡前他会想着给自己写个墓志铭，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没有钱买墓碑。好在，他的失眠有所好转。
自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在美国被发现以来，国内媒体对艾滋病的宣传普遍施行恐吓策略。一方面将艾滋病塑造成“致命杀手”，渲染其不可治愈性和致死性，一方面将其与“堕落”“滥交”等不道德的性暗示标签捆绑。
随着鸡尾酒疗法的普及，艾滋病的死亡率至今已大大下降，感染者的预期寿命也可接近正常人。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偏见已深嵌入社会群体的潜意识中。
“社会的偏见将‘恐友’们的焦虑赋予了一种不道德感艾滋病急性期，同时又和死亡挂钩，这在短时间内对人的心理冲击是非常之大的。”张珂说道。
2018年4月，中国第九起艾滋就业歧视案，感染者第一次获得胜利，用人单位主动接受艾滋病感染者回到单位，但据《GQ》报道，胜诉后感染者和用人单位签订的是一份独特的“远程合同”，感染者在官司胜利后再没有回到过单位。
在“恐艾”这个群体潜水久了，宋益逐渐发现恐惧就像一个无底洞。
“有时候，恐惧到一定程度，我就想看一看恐艾吧，想从里面找一点点希望，但往往越看越被人带节奏。”宋益说，很多人对艾滋病的恐惧集中在那里，反而加深了自己的恐惧。“因为恐惧这个东西是会蔓延的。”
（文中小T、宋益、江佑棋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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