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艾滋病村，叫做文楼村，因为靠卖血为生，在染上艾滋病之后，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幸福生活。
中国最早的艾滋病村
艾滋病，这是一个人人闻之色变的名字，因为没有可以完全治愈的特效药，一染上基本上就算是已经将人判了死刑。
1981年6月，《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刊登了五例艾滋病病人的病例报告，这也是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撰稿的，世界上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的正式记载。
四年之后，一个外国人死在了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他死于艾滋病，这也是在中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
当年的人们还不知道，这个名叫“艾滋病”的疾病，会困扰世界长达几十年，乃至更久的时间。
而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它就在河南的一个村庄里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那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艾滋病村。
文楼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城以东三公里的芦岗街道内，全村中共有六个自然村，总共3170人。
而在1995年以前，文楼村整个村子进行过有偿献血的就已经达到了1310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正是因为这些有偿献血，让文楼村在不知不觉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
在我们印象当中，正规的献血机构几乎都是无偿献血，一旦献血这件事情与经济效益挂钩，那么将会滋生出许多不法分子。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因为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我国出现了许多“血头”和“血霸”。
他们在各地私自设点，通过非法的手段采集血浆。
而河南就是一个重灾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艾滋病初期，许多地方和血液制品企业擅自在河南建立了献血点，针头混用，医疗卫生不过关，导致艾滋病在人群中迅速蔓延。
因为贫穷，文楼村的村民大多数都卖过血。
这样偏远而贫困的山村，几乎就是卖血贩子的天堂，他们的血干净艾滋病初期，他们的人好骗。
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血站的发展几乎到达了一个高潮。
无数的人嗅着这个利益来了，一时之间不管是医院还是防疫站，亦或是其他和医疗完全不搭边的部门，都想要来分一杯羹，都开起了血站。
1999年，一名叫做桂希恩的在武汉大学医学院工作的教授，听一位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的进修医生和自己说了一件怪事。
那名医生说，他们那里莫名其妙死了很多人，都是先发烧，然后拉肚子，然后不治而亡大家都很恐慌，希望教授能够去当地看一下。
正是桂希恩的这次到访，让中国看到了这个饱受艾滋病折磨的偏远村庄。
桂希恩
靠卖血为生
文楼村所在的上蔡县是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文楼则是这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一直到2003年，全村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500元，更遑论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中期，文楼村因为贫困走上卖血之路的人越来越多，几乎突破了百分之四十一这个比例，达到了1407人。
后来的检测显示，文楼村共有427名确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其中已经死亡40人，仍有感染者和患者387人。
这387人中有348人是患者，涉及全村的303户，占全村总户数的三分之一。
1999年的6月，桂希恩前往天津参加一个全国传染病会议，会议结束后，在回去的路上他就在驻马店下了车，去了文楼村。
“我去看的第一个病人叫孔留柱，有发烧、消瘦、腹泻，口腔有真菌感染症状，非常像艾滋病，我就给他抽了血。那一次，我只带了11个管子，抽出11个血样，回来做过筛试验有10个HIV（艾滋病）是阳性的，那些人都和卖血有关。”
这是桂希恩后来对那次经历的回忆。
当时听完那名医生的描述之后，桂希恩心下一惊，他开始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1981年，当年还是传染病学医生的桂希恩去到美国进修，他的老师给他讲授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
那个年代普遍认为，这种疾病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传播的，桂希恩还很自信中国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传染病。
而这次到文楼村，真实的情况却让他几乎落下泪来。
当他后来将抽血范围扩大到50多人时，他在里面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经过他的反复询问，他才知道，这些成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有卖血的经历。
为了摸清楚文楼村的具体情况，政府多次去文楼村进行了走访调查。
他们走访了文楼村中的一个自然村，这个自然村总共有775人，其中杜、吴、张、赵是村里的四个大家族，每个大家族的人居住的房屋几乎都相邻在一起。
经过询问，村中无论是二十八九的年轻人还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不论男女，几乎都卖过血。
他们说，卖血的地方有规定，需要18岁以上，60岁以下。
但是村中有的年轻男孩17岁就开始卖血，1996年还有已经66岁的老人在卖血。
村子里最早开始卖血的可以追溯到1977年，很多40年代出生的农民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卖血，到九十年代河南建起两百多个血站之后，越来越多青年男女加入了卖血大队。
其实1995年就陆续有血站开始关闭了，但是直到1996年大规模的采血站关闭之后，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仍然有私人的采血机器开到庄稼地里去采血。
村里的一个妇女说，那时都说卖血身体铁，谁卖血谁发财，不卖血的不发财，盖不了房子，成不了家，大家都这样传。
在那个极度贫困的村庄里，卖血就像是他们手中的救命稻草，只有紧紧抓住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
然而，说是卖血，其实价格并没有多高昂。
一袋血只有四五十元，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这些钱还不够义务献血拿到的补助金来得多。
但在这片土地上近几十年却一直流传着一句“致富”俚语：“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但这靠血液堆砌起来的致富幻想终于迎来了破灭的一天。
据当地的村民回忆，从1992年开始，村子里就有因为莫名其妙的病情去世的人了。
而且连续几年来，死的都是青壮年男女，年龄大多在20岁以上，60岁以下，几乎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一辈子老实巴交的村民们怎么也想不到，当初卖血种下的因，现在已然开始结果了。
卖血时收获的不仅是金钱，还有艾滋病，潜伏期五到十年的艾滋病开始发作。
村民说，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村子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开始身体不舒服，一开始只是感冒。
从前庄稼人感冒都不当回事，好好吃饭睡觉过几天自己就好了，甚至连吃药都很少吃。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里那些人的感冒别说吃药了，连打吊瓶都好不了了。
除了感冒之外，他们身上还开始起疱疹，起疙瘩，像碗盘那么大，浑身痒痒；有的人还开始发烧，害怕受风受凉，闹肚子，浑身提不起力气；有的生口疮，长得嘴巴都烂了。
令村民们更加害怕的是，这些生病的人，都是一批接一批，哪几家要是发烧了，很快那一片都会开始发烧，哪几家开始长疮了，很快那一片就会开始长疮。
一时之间，整个村子都被死亡的阴云深深地笼罩住。
一直到桂希恩来，他们才逐渐知道，自己是因为卖血导致感染了艾滋病。
虽然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但是卖血怎么会染上艾滋病，村民们不理解，因为那些血站都对他们声称自己是正规机构。
可是这些正规机构，到底做了些什么，导致一整个村子的人大半成为了艾滋病患者？
很有可能，在这些卖血的村民中，早就有人携带艾滋病病毒，而且，那些血站，包括后来的私人采血所使用的的医疗器械都是不规范的。
那些被“全采”的村民没有染上艾滋病，只有被“单采”的中招了。
单采血浆就是，每次采血都需要先从村民的体内抽出八百毫升的，能够装满两大袋的全血。
然后把这些全血送到操作室，采用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只留下血浆，将剩余的四百毫升的红细胞回输返还到卖血村民体内。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剪断输血管的消毒剪和用来掐血袋口的消毒钳，会与全血产生直接的接触，一旦混用，其后果不堪设想。
而更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用来分离血浆和红细胞的离心机。
据曾经在那些血站当过采血员的人说，当时血站里采用的离心机被分为十二个小锅，每个小锅里都放两袋血。
在离心机的高速旋转状态下，血袋被甩破简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甩破之后离心机里面会鲜血淋漓。
然而，血站只会把破损严重的血袋扔掉，并且在整个输出和回输的过程中，采血针头都没有被摘下来，极易被污染。
那些被回输红细胞的村民，很有可能已经输入了沾有别人血液的红细胞。
这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那么这个病毒就会像野草一样在人群中疯长。
文楼村六个自然村艾滋病的爆发已成定局，村民们也逐渐明白自己到底染上了什么疾病，染病的人不敢就医，甚至想要自杀。
至此，文楼村已经成为了人间炼狱。
生命之光冲破黑暗
2004年2月18日，这对文楼村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和上蔡县卫生部门的四名政府干部，组成了“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进驻文楼村。
工作队进驻不久，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就将文楼村928户农民全部走访了一遍。
听取民意，并且针对文楼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建好基础设施、强化思想教育、确保救治救助、突出经济发展”的帮扶策略。
工作队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提高文楼村的基础设施水平，落实“六个一”过程，在经过了两个多月后，耗资五百多万建成的基础设施便逐渐投入了使用，大大改善文楼村的生产生活环境。
随后，更为重要的便是开展艾滋病预防救治工作，要控制住艾滋病疫情。
在救治方面，工作队着手规范鱼疗救治工作，安排了省级的艾滋病医疗专家到文楼村坐诊，对感染者和患者的诊疗严格实行电脑管理，做到了解每一位患者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情况。
所有感染者都能够接受免费的治疗，文楼村卫生所的药品也由原来的41种增加到了100种，感染者服用免费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物，还会有专门的服药督导员送药到手。
当时，上蔡县共有两百多名的服药督导员，文楼村有十多名，每一个督导员他们本身就是服药效果良好的患者，每人负责二十个患者，早晚两次上门，做到“送药到手，看服入口，不服不走，吐了再补”。
在政府和全村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几年以来，文楼村村民的艾滋病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在的文楼村村民们也早已经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这几十年的“卖血”史，不仅仅是这一个村庄的伤痛，更是永远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