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相对较大，但治疗难度相对较低的病毒。为什么当今社会仍然认为感染 HIV 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且要用各种方式惩罚 HIV 携带者？
Rose George 是一名记者和作家，曾经为《纽约时报》、《卫报》、《独立报》等媒体撰稿。2018 年，她出版了新书《九品脱：一次穿越神秘而又神奇血液世界的旅程》（Nine Pints: A Journey Through the Mysterious, Miraculous World of Blood）。目前她居住在英国约克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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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传播 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体免疫缺陷病毒）的犯罪分子，每个人都能想起不少。捷克有“HIV 传播者”（HIV spreader）兹德涅克·法菲尔（Zdeněk Pfeifer），他故意将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多位同性性伴侣。英国有达里尔·罗维（Daryll Rowe），这位自称被 HIV 折磨得“千疮百孔”的理发师让五个人也感染上 HIV。罗维还在与另外五个人的性爱过程故意扎破避孕套，并对其中一个受害者叫嚣道：“你中招了！现在你也感染了 HIV！”意大利有瓦伦蒂诺·塔卢托（Valentino Talluto），这位来自罗马的会计师在网上勾搭女网友，通过与她们发生关系的方式让她们患病。总而言之，传播 HIV 的犯罪分子是一群处心积虑、不负责任的恶棍，他们（大部分都是男性，但偶尔也有女性）让自己的性伴侣也感染 HIV，将其陷入惊骇万分的悲惨境地。传播 HIV 的犯罪分子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时根本不计后果，他们的目的就是伤害他人。这样的人心机腹黑，简直禽兽不如。
2006 年，莱斯利·福莱格斯（Leslie Flaggs）在圣经学习小组里认识了一名男子。福莱格斯是一位 40 多岁的中年妇女，也是一位 HIV 携带者，居住在美国爱荷华州的苏城（Sioux City）。这名男子则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虐待狂，经常对福莱格斯拳打脚踢。他威胁说，如果福莱格斯胆敢报警，他就告诉警察福莱格斯让自己接触了 HIV。福莱格斯确实没敢找警察，但是看不过去的邻居打了报警电话。男子在法庭上声称，福莱格斯从未告诉过自己她是 HIV 携带者。根据爱荷华州刑法典第 709 条 C 款，福莱格斯被法官判处 25 年延期刑（suspended sentence，犯罪嫌疑人被判有罪后，法官允许犯人延期入狱服刑，但要求其服缓刑。如果犯人在此期间表现良好且满足缓刑的特定条件，法官通常会撤销原定的刑期——译注），4 年的缓刑以及未来 10 年内被当局注册登记为性犯罪者。如此一来，本来是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福莱格斯却变成了传播 HIV 的犯罪分子。2009 年，爱荷华州的尼克·罗兹（Nick Rhoades）因为没有向性伴侣透露自己是 HIV 携带者，被判 25 年有期徒刑。同年，因没有向前任透露自己是 HIV 携带者而被起诉的罗伯特·萨特尔（Robert Suttle）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最终被判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监狱内服刑半年。
除了都感染 HIV 之外，福莱格斯、罗兹和萨特尔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感染其他人，也没有伤害其他人。但是，使他人感染 HIV 并不是将一个人认定为传播 HIV 犯罪分子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即便没有使他人感染 HIV，只要你未向性伴侣透露自己的身体情况，也可能被认定成传播 HIV 的犯罪分子。2013-2015 年间，俄罗斯以传播 HIV 的罪名对至少 115 人进行逮捕、起诉和定罪。这是一个定义非常宽泛的罪名，包含未披露（没有告诉性伴侣自己携带 HIV）、与他人接触（HIV 携带者通过性行为和吸毒行为，将他人置于可能感染 HIV 的危险境地）和传染（导致他人感染 HIV）等具体犯罪行为。同样是在 2013-2015 年间，美国将 104 名传播 HIV 的犯罪分子投入大牢，澳大利亚关押了至少 5 人，德国也关押了至少 5 人。2015-2017 年间，白俄罗斯检方根据刑法第 157 条对 128 个涉嫌传播 HIV 的案件提起诉讼。该条款被认为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严苛的 HIV 法律，因为它允许政府对持疏忽和“间接故意”心态的犯罪分子发起诉讼。在美国犹他州，未携带 HIV 的人进行卖淫或者嫖娼活动会被认定犯有行为不端（misdemeanour）的轻罪，刑期通常不超过半年。若 HIV 携带者进行卖淫或者嫖娼活动，则会被认定犯有重罪，无论是否导致他人感染都要被判 5 年的有期徒刑。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 WHO）在 2016 年得出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有 46% 的地区免费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ntiretroviral medicines，简称 ARV）。在这些地区，HIV 携带者服药后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确保自己的病毒载量（通过测量而显示出每毫升血液里病毒的数量。艾滋病病毒载量测定采用一种叫聚合酶链式反应的技术，测定血液中 HIV RNA 的数量。病毒载量以拷贝数为单位，计算每毫升血液中有多少病毒量——译注）处于“无法检测”（undetectable）和“无法传播”（untransmittable）状态。规模庞大的 PARTNER-2 研究最终证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能够降低患者体内病毒的数量，使得常规检测手段无法检测到病毒。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从科学角度得出结论：患者传播 HIV 的风险“近乎于零”。但是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却对这项的伟大医学进步视而不见。在美国，11 个州通过法律手段，将通过吐口水和刺伤他人等手段传播 HIV 的行为认定为违法犯罪——可是，这两种手段几乎不可能传播 HIV。
2018 年，很多旨在限制 HIV 传播的法律法规依旧传统落后，未能跟上人们在 HIV 研究领域取得科学成就的发展步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很多国家的大部分 HIV 携带者已经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拥有正常的平均寿命，也不再有导致他人感染的可能性。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国家将感染 HIV 认定为刑事犯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污名”（Stigma）一词源自古希腊，意思是烙印。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人用烙印和彩色圆点标记区分奴隶的行为。污名是划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起一座高墙。不过，“我们”和“他们”的内涵一直在随时代发展而改变。污名通常肉眼可见，但偶尔也有例外：因为一种无形的禁忌，尼泊尔女孩和妇女在月经期间会被关入没有取暖条件的棚屋内。禁忌和污名一样威力强大，只不过除了放逐之外，没有其他区分彼此的“烙印”罢了。禁忌、污名、洁净、污染……这些都是人们用来确保“正义群体”安全的管理手段。
正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 1989 年出版的《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中所写的那样，在时代发展过程中，最令人恐惧的传染病一直都是那些能够给人留下烙印和导致人们出现残疾的疾病。它们被称为“瘟疫”。桑塔格在书中写道：“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疾病是那些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与‘瘟疫’相提并论的疾病。它们不单单威胁生命，而且还会使身体形态发生异变，例如麻风病、梅毒、霍乱以及癌症（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癌症也被划入这类疾病的范畴）。”这种划分丝毫不讲逻辑，因为有些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根本不会致命，患病难度也非常大。污名和耻辱之所以难以洗刷，性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人们的缺点和错误具有可责性时，随之而来的耻辱和污名就更容易具有正当性。声名狼藉的梅毒病人和伤风败俗的麻风病人（有人认为麻风病能通过性行为传播，但事实并非如此）就是最好的例子。污名和耻辱代表卑鄙下流和肮脏污秽。如此一来，纯洁干净的人群便可以与之划清界限，社会秩序也得以维护。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 1966 年出版的《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中写道：“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污垢：它只存在于关注者的眼中。即使我们试图避开污垢，那也不是因为怯懦惧怕，更不是因为害怕招致天怒。我们关于疾病的观念也不能解释自己在清楚和躲避污垢时的行为序列。污垢冒犯秩序。去除污垢并不是一项消极活动，而是重组环境的一种积极努力。”因此，纯净和禁忌不过是同一个秩序系统的不同两面而已。
美国红十字会的抗艾海报：“不要听信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图
HIV 和艾滋病具备成为现代瘟疫的全部必备要素。首先在西方人眼中，它们像霍乱（起源于亚洲）和麻风病（上帝的惩罚）一样，都来自其他地方（HIV 和艾滋病起源于非洲），因此可以谴责来自异域的外国人。其次，它们只在小众人群中传播（男同性恋、吸毒者、性工作者）。最后，它们会在患者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卡波西肉瘤和体格消瘦。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导致 HIV 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成为好欺负的代罪羔羊。他们身上的确也背负着卑鄙肮脏且带有地方特色的污名：美国保守派人士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希望给所有同性恋者打上刺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受污染血液而感染 HIV 的血友病患者家的墙壁上被人写满“艾滋病人渣”的字样，年幼的儿子也备受歧视。人们对 HIV 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群起而攻，以此掩盖内心的恐惧情绪。
玛丽·梅伦（Mary Mallon）是一位爱尔兰人。上世纪早期，她在纽约的大户人家担任厨师。玛丽虽然身体健康，但是伤寒杆菌携带者。她一直负责做饭，因此很多人被她感染。主人一家非常喜欢玛丽，但“罪行”曝光后（最终人们发现她与 51 例伤寒感染以及 3 例死亡有关），报纸刊登了一系列漫画（将她描绘为在煎锅里翻炒骷髅头），还称她是“行走的伤寒工厂”。虽然有些健康的伤寒杆菌携带者造成的感染和伤亡情况远胜于她，但只有她被冠以“伤寒玛丽”（Typhoid Mary）的恐怖绰号，也只有她被终身隔离监禁。工人阶级、外来移民、不肯配合的女性，这些因素一同导致她成为最完美的替罪羊。
伤寒玛丽可谓“后继有人”，其中最著名的要属“零号病人”（Patient Zero）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这位私生活混乱，滥交成性的加拿大籍空乘被认为是将 HIV 带到“文明”世界的罪魁祸首。对其开展耐心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之后，科学家宣布为杜加洗脱罪名。但是在社会公众心里，他依旧是传播 HIV 的原点。
此后，HIV 做了一件令人无法原谅的事情：在大众之间传播。如果不能将传播 HIV 的黑锅扣在特定群体身上，每个人就会感到惊恐万分。
不久前，BBC 发布了一系列多年前拍摄的公共信息电影（public information films，简称 PIF）。这些影片均属于“通过政府审核的迷你恐怖电影”，其中大部分拍摄于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我对所有这些电影都有印象，因为它们实在太过惊悚。 30 多年前，人们似乎认为公然散布恐惧是一种改变行为习惯的合理方式。而且，人们的行为习惯的确也因此出现变化。穿着阴森恐怖僧侣兜帽服的无脸男自称是黑水孤灵（Spirit of Dark and Lonely Water），专门在水库、深坑和池塘边等着孩子们失足落水；孩子们为了取回挂在高压线铁塔上的飞盘而不幸触电，被电得浑身发黑。如果经历过那个年代并且家中有电视，电影的画面一定会触发你的神经反应（后背一阵发凉），不禁心生惧意。我们要害怕的东西太多了：积水、陌生人、输电塔、蘑菇云…当然，还有沉闷的“咣当”声（clunking）和刺耳的“滴答”声（clicking）。这两个十分流行的拟声词起源于 BBC 金牌主播吉米·萨维尔（Jimmy Savile）在上世纪 70 年代拍摄的宣传片，号召全民使用安全带。影片中，放置在驾驶位的人形假人从挡风玻璃中飞驰而出。不过，一部最令人不寒而栗的 PIF 却没有出现在 BBC 的网站上。
任何一个在 1986 年看过电视的英国人肯定还记得墓碑广告。令人不安的背景音乐伴着幽灵般的叮当声缓缓响起，电视上呈现出黑灰色调构成的阴暗画面。火山猛烈喷发，一块块巨石从高处崩落。随后一双没有身体的手在岩石上凿刻，黑色的石板上渐渐出现“艾滋病”三个大字。约翰·赫特（John Hurt）的旁白声随之响起，用恐怖的男中音警告称有一种危险正在威胁全人类的健康。无论男女老幼，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危险的气息。赫特说：“目前，这种危险只在一小群人中出现，但它在不断蔓延。”话音刚落，一座墓碑从阴暗的薄雾中跃然而出，接着又砰的一声退了回去。赫特提醒观众不要因为无视艾滋病的危险而白白送掉性命，然后一束白色的百合出现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本政府的宣传册。有人把这段影片上传到了 YouTube，并配上了这样的标题：《这是一部在上世纪 80 年代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的公共信息电影》（This is the public information film that scared the fuck out of everyone in the 80s）。墓碑广告因为过度危言耸听而招致大量批评。其实，导演最初想用核警报作为开篇，但时任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认为这样做太过夸张。2017 年，作为影片的编剧之一的马尔科姆·加斯金（Malcolm Gaskin）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真的在影片开头使用核警报，我想所有观众都会吓得直奔海滩而去，准备避难。”
艾滋病一直是我的人生梦魇。因为宣传片营造的氛围过于惊悚，我至今仍对艾滋病心有余悸。不过其他人并不害怕艾滋病。如今，人们已经将墓碑广告抛之脑后，艾滋病也不再是一种威胁。不过在贫穷国家和高危人群（囚犯、中东地区被污名化的同性恋者、被性伴侣感染的异性恋女性）中，艾滋病依旧威胁甚巨。如果你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是否担心艾滋病的问题，他们的答案通常是否定的。病毒学家告诉我说，他们的学生认为以艾滋病为主题的讲座内容过时，基本上类似于历史课。
目前，专家认为艾滋病已经进入稳定期。事情在逐渐向着好的一面发展：感染艾滋病的孩子越来越少，因艾滋病而死亡的患者越来越少（十年前，每年有不到 200 万人死于艾滋病，如今这一数字降低至不到 100 万人）。在我看来，艾滋病的发展并非进入稳定器，而是走到了岔路口。依旧有很多人因艾滋病而死亡，只不过它危害的对象出现了变化。如今，艾滋病在异性恋女性群体中的疯狂传播，对发展中国家异性恋女性的威胁尤其巨大。认为 HIV 已经是历史的年轻人没有看到，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有 3690 万人是 HIV 携带者。在抗击 HIV 这个问题上，无知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发挥着“同样”的作用：无知让很多人认为 HIV 威胁不大，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才是真正降低 HIV 危害的功臣。
2017 年，美国政府将抗击 HIV 的官方网站地址从 AIDS.gov 改为 HIV.gov。这一举动反映出一个现实：如今，很少有美国人因为艾滋病而身亡。不过，美国黑人同性恋者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按照现有的趋势发展，未来每两个黑人同性恋者中就有一人感染 HIV。大部分国家放宽了对 HIV 携带者正式入境和前往旅行的限制，不过巴林（一旦发现 HIV 携带者便将其立即驱逐出境）、伊朗（任何留居三个月以上的外国人必须确保 HIV 检测结果是阴性）和其他六个国家的限制依旧比较严格。
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简称 HAART）问世 14 年后的 2010 年，美国正式取消对 HIV 携带者的入境限制。全球数据库（Global Database）分析针对 HIV 旅行和居住签证限制之后发现，美国不仅允许 HIV 携带者 “像其他人”一样正常入境，更是在开展免签计划时再也不将 HIV 视为传染性疾病。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决定，因为其中存在事实错误。HIV 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不计后果的鲁莽之举便可以造成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比如不安全性行为和吸毒。人类从未停止过进行不安全性行为吸食毒品，以后也不可能做到洁身自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发布的规则改变用词更加精确科学。他们在给医生提供的指导方针中写道，在对移民和难民进行必要的检测时，无需将 HIV 视为“对公共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传染性疾病”。
在免费发放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地区，HIV 携带者体内的病毒载量可以被控制到“无法检测”的水平，寿命长短也不会受到影响。不过，人们再一次仅仅将 HIV 病毒视为在小众人群之中蔓延的瘟疫：吸毒者、同性恋者、不安全性行为者以及其他人。换言之，HIV 与“我们”无关，与“正常人”无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HIV 携带者背负的污名死灰复燃。艾滋病患者身上的污名几乎消散，只有在贫困地区才有所体现。所以我们开始猛烈抨击传播 HIV 的犯罪分子，将他们关进监狱，因为他们提醒世人 HIV 病毒依旧在人间横行。如今，HIV 携带者所要忍受的不仅是充满憎恨的涂鸦发泄，还有社会的不公正的冷漠对待。
问题起源于瑞恩·怀特（Ryan White，出生就患有血友病，在治疗过程中被受 HIV 污染的血液制品感染，后来备受歧视——译注）。1990 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以这位因感染 HIV 而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青少年名字命名的法案。同年，怀特因艾滋病英年早逝。 瑞恩·怀特健保法案旨在利用资金帮助感染 HIV 的低收入者，同时要求美国各州证明他们的州内法规赋予州政府起诉导致他人接触或者感染 HIV 之人的权利。当时，各州将导致他人接触 HIV 的行为视同为传播 HIV。现在，病毒学家发现感染 HIV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HIV 只能在特定体液中存活，无法通过空气、马桶坐垫和接吻等渠道传播。相较于脆弱的 HIV 而言，世界上还存在很多其他类型生命力更加顽强的病毒。
但是，全世界还是有 72 个国家针对未披露、使他人接触和传播 HIV 的行为设立专门的法律，而且其中 61 个国家正在严格落实这些法律的规定。成百上千人之所以被关进监狱，不是因为他们将 HIV 传染给别人，而是因为与伴侣关系破裂、受人嫉恨或遭人报复。苏格兰的法律允许政府对使他人接触 HIV 和传播 HIV 之人提起诉讼；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仅允许政府对实施“鲁莽”传播行为之人提起诉讼。HIV 成了一把惩罚他人的利剑，但执剑之人却并非 HIV 携带者。
人体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简称 HPV，与 HIV 仅有一个字母之差。HPV 是几乎所有宫颈癌、外阴癌、肛门癌和直肠癌的罪魁祸首。英国每年有大约 3000 名女性被确诊患有宫颈癌。数据显示，宫颈癌是 35 岁以下女性群体最容易患上的癌症，而几乎所有宫颈癌都是由 HPV 引发。这种病毒通过性行为传播，最常见的感染方式是阴道性交、口交和肛交。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即便英国每年有接近 1000 名女性因为宫颈癌失去性命，英国政府也从未因为有人传播 HPV 而对其提起诉讼。
HPV 和 HIV 的区别并非拼写差异这么简单。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病毒的携带群体。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写道，要想理解什么是洁净，你就要明白人们将什么东西排除在洁净的范畴之外。其实，这里的洁净指的就是所谓的“健康”。HIV 传播者污染了社会大众，他们是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污垢，或者说至少是影响社会污垢的当前化身。为了确保房子的整洁，为了让将危险拒之门外，我们需要与污垢展开斗争。面对充满未解之谜的袭击者时，人类总会采用这样的举动保护自我。如今，科学家已经对 HIV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解释了它的发病机制。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彻底治愈 HIV 的有效疗法。南非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向 HIV 携带者免费发放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但如今的 HIV 携带者数量依然高达 700 万。厌倦了药物的年轻 HIV 携带者不再按时服药，导致体内病毒载量提升。他们无力负担价格更为昂贵的二线、三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南非的专家非常担心 HIV 再度席卷而来，在国内掀起第二波传染高潮。
我们该害怕的不是 HIV 携带者，而是 HIV 的危害性。虽然药物可以帮助我们“驯服”HIV，减弱它的威力，但世界上还是没有能够彻底治愈 HIV 的疗法。我们没有努力寻找解药，反而选择对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下手，严厉的刑罚判决便是人们心中始终存在挥之不去恐惧的最好证明。按理来说，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取得突破性进站之后，这种恐惧应该有所减弱才对。我们挥起法律的大棒，惩罚传播 HIV 的人，惩罚提醒我们人类依旧不能战胜 HIV 和艾滋病的人。在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中，人们还会用符咒、巫医和“魔法”药剂治疗疾病。我曾在尼泊尔亲眼目睹了让我惊骇的一幕：当地赤脚医生狂抽一个小姑娘耳光，尖叫着让魔鬼离开她的身体。但是，她所患的疟疾可能对此熟视无睹。
污名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却并非社会发展的必须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污名逐渐表现为要求现在的“污染者”闭门不出，不要祸害众生。它是恐惧的产物。也许我们不应该期望人类能在惊恐万分之时战胜内心的惧意，放弃将污名作为自我保护的武器。但是，HIV 病毒载量处于无法检测和无法传播水平人还是令人感到害怕。定义过于宽泛，惩罚过于严厉的 HIV 法律是过时的老黄历，如同护身符咒和巫毒娃娃一样，都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在《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写道：“太阳的光线和白日的明媚无法驱散这种恐惧和阴暗的心态。真正能驱散它们的，只有大自然本身以及自然法则。”
2017 年，加利福尼亚州完善了该州惩罚 HIV 传播者的法律，将故意使他人接触 HIV 的行为减轻为行为不端罪（轻罪），并将刑期从数年降至六个月。如今，使他人接触 HIV 的处罚已经和故意使他人接触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处罚基本相当。伊利诺伊州和爱荷华州对各自的法律规定进行调整，降低了处罚标准。连白俄罗斯也宣布将重新修订刑法第 157 条，重新审理明知性伴侣有可能感染 HIV，但依旧愿意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嫌疑犯的公诉案件。惩罚传播 HIV 的法律规定非常草率。更糟糕的是，将传播 HIV 行为定罪的做法可能导致人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体情况，甚至会打消他们去接受 HIV 检测的最初念头：如果不知道自己携带 HIV，你就不会因为未披露自己的身体情况而遭到起诉。
我并非为告诉前任们“哈，你也感染上 HIV 了”的人渣开脱，认为他们不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我希望公诉机关能够证明他是故意传播 HIV，将他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主观故意的确存在，我们就应该用法律的武器制裁他。另一方面来说，过时的刑法规定必须紧跟科学发展的脚步。如果刑法迟迟不能与时俱进，我们应该大声地表达抗议，与杰出的活动组织 Sero Project 和 HIV Justice Network 一起推动法律改革。如果选择保持沉默，看着没有感染任何人的 HIV 携带者被关进监牢，我们又和尼泊尔狂抽病人耳光的赤脚医生有什么区别？和他们的封建迷信相比，我们的法律也并没有展现出文明的光辉。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世界艾滋病日当天放飞的心形气球，图片来自 IIP Photo Archive@flickr；长题图为 Gran Fury 设计的抗艾海报，图片来自 Wikip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