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艾滋病病人做手术,除了手术操作的绝对规范,还需要一些特殊防护。
不想强调身上“医生”和“患者”的标签,王春梅很少穿白大褂坐诊。
外科主任赵承乾(左二)在术前与患者交流。
盛夏时节的济南,流金铄石。
黑色口罩遮住口鼻,熙熙的脚步踱到了位于经十路22029号的济南市传染病医院。从医院大门进去往西走,一处不起眼的平房,就是熙熙的目的地——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皮肤病性病门诊(爱心门诊)。
窗外的绿叶雀跃着耀眼的光,这间看似简陋的诊室,是他走出黑暗后最放松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摘下可以让自己藏起来的口罩。
熙熙是一名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
艾滋病,多少人闻之色变,又唯恐避之不及。不过,总有一些人,他们无法亦不会逃避,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提供管理和治疗。
7月3日-7月5日,生活日报记者秦聪聪蹲点济南市传染病医院,走进济南市艾滋病诊疗中心,记录站在防艾抗艾一线医护人员的日常,揭秘他们游走在距离艾滋病最近地方的高危幕后。
不穿白大褂的大夫
“王妈妈,我又来啦!”身影快速闪进诊室大门,声音从口罩里飘出来。
“熙熙来啦!最近怎么样?”熙熙口中的“王妈妈”,是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皮肤科主任王春梅,也是山东省首位艾滋病治疗专职医生。她抬起头,像见到多日不见的自家孩子,嘴角弧度上扬,眉眼弯弯。
今年23岁的熙熙,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每隔三个月,他都要到这里复诊、拿药。抛开这个隐秘的身份,他看起来和同龄人没什么两样,眼神清亮,活泼有趣。
王春梅喜欢熙熙的明快。
毕竟,不是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能有这样的心态。
抬眼望向门外的时候,王春梅有时会想起飞翔。
第一次出现在王春梅面前的飞翔,其实已经诊断HIV阳性五年有余。他把自己囿于自我的黑暗里,不出门,不见人。
他并不愿意接受治疗,死死抓着门框不肯进门的他,是被父亲和姐姐一前一后推进来的。
王春梅反复劝说,他接受了抗病毒治疗。只是,维持了不过两天。
第三天一早,王春梅接到了飞翔姐姐的电话,说他真的“飞”了出去,从高楼之上。痛惜之余,王春梅更加确定,她必须做这些孩子的“大树”,保护他们。
诊室里,来找王春梅的患者接踵而至。他们多是像熙熙一样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那单薄不经事的肩背,似乎还不足以背起“艾滋病”这个沉重的词语。然而,他们的身体已被病毒打上烙印,再苦再痛再悔,也没有机会再摆脱。
他们或相约而来,或意外相遇,彼此聊聊过往,谈谈现在。医患间的关系,也比普通门诊更亲昵。
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戴着口罩,习惯性地想要藏起来。
也是为此,王春梅的隔离衣多数时间都是搭在椅背上。
她不想,让这身象征医生身份的白大褂,一再提醒着彼此身上的标签。
赶不走的老病号
“对我们这些男同来说,艾滋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熙熙坦言,他的感染,就是当初的伴侣传播的。因为先前有一定了解,所以当自己出现经常性发热、腹泻时,他就怀疑自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网购了很多种试纸,结果有好有坏。犹豫挣扎了一周时间,熙熙硬着头皮,迈进了当地疾控中心的大门。
结果不出意料,HIV阳性。
15天后是六一儿童节,那天,熙熙来到济南市传染病医院,开始抗病毒治疗。
“都过去啦,现在吃着药,能像健康人一样活着。”问诊结束后,熙熙冲记者摆摆手,轻车熟路地去做检查。
王春梅告诉记者,艾滋病传播途径包括血液、母婴和性,其中,性传播的艾滋病病例所占比例在逐渐扩大,其他传播途径的比例在逐渐缩小。
与熙熙不同,贺泽并不喜欢男生,只是他也不清楚自己是何时何地染上的艾滋。“2012年吧,有次出差突然发高烧,在医院被发现HIV阳性。”贺泽说,他只能模糊地判断,那些年他从事销售工作,频繁出入各种娱乐场所,不小心就中招了。
贺泽说,每个感染者都会经历一段生不如死的心灵炼狱,而他幸运地遇到了王春梅,“像在黑暗里伸出的一双手,我抓住了。”
如今,贺泽已不在济南工作生活,可每隔三个月,他还是会坐夜晚的火车赶过来。
“我们这种情况,换别的医生,会很麻烦。”贺泽说。
“艾滋女”最后的心愿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亦是济南市艾滋病诊疗中心所在,承担着济南市五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和治疗工作。
如今,王春梅平均每天50人次左右的门诊患者,99%以上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时间倒回到2013年。
那一年,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成为济南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那时候,这还是一个“谁都不愿意干的活儿”。
王春梅也不例外。
从最初的些许排斥,到勇敢扛起这重任,中间有一个带着血和泪的故事。
就在王春梅犹豫不决的时候,医院来了一位艾滋病终末期的病人。
辗转多家医院都没住下,那名女子一见到王春梅,就哭道:“我知道我不行了,您把我收住院吧。别让我死在马路上,让我有尊严地死啊……”
至情至性之人,大抵都逃不过自己的心动。女子的眼泪,打动了王春梅。被收治入院的女子当晚就离开了人世,翌日,她的婆婆却找到王春梅,“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老人家万分感谢,只因王春梅成全了儿媳妇最后一桩心愿。
“这些病人太可怜了,需要有个人站出来。不仅是身体上的治疗,还有情感上的沟通。”王春梅接手了当年济南市几百名抗病毒治疗感染者的管理。
结果,丈夫大怒,“非接不可?非得是你?”就这样,向来恩爱的夫妻俩陷入了冷战。直到王春梅在给一位感染者打针时,意外被针头扎伤,发生了职业暴露。
服用阻断药物一个月后,复查病毒阴性,王春梅回家抱着丈夫号啕大哭,才将此事坦白。抹干她脸上的泪,丈夫没说话,却将关心与支持,替换了曾经的反对和不解。
她是他们的“王妈妈”:为了信任艾滋病治愈，3天熟记198份档案
很显然,在王春梅和她管理的诸位小“病友”之间,社会公众对于艾滋病的那堵歧视之墙,是不存在的。
“很多小伙子都喊她‘王妈妈’,这是一种绝对信任。那些不能和家人、朋友说的话,跟王妈妈可以说。”今年52岁的华天是王春梅首批接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一,他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王春梅的情景。
在王春梅接手前,华天他们归区疾控部门随访、发药。对公开身份的恐惧,让他们一开始还有些抵触。没想到,第一次见面,王春梅竟准确无误地说出了每个人的感染事件、CD4值、病毒载量和用药情况。“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医生,那时候,很多人激动地当场哭了。”华天回忆说,“你一定要好好吃药,这是你活下去的唯一一条路。”这句话,华天铭记于心,严格遵守。“这应该要感谢我超强的记忆力。”王春梅开玩笑说。
当时,首批转过来198份档案,对应着198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人,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患者,也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三天时间,王春梅竟将这198份档案熟记于心。
三天后第一次查体,本就背负着太多沉重的他们,泪洒当场,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他们不知道,那年夏天,王春梅的儿子第一次离开济南,踏上去外地上大学的旅程,离别的车站里没有妈妈的身影。
她在忙,为了他们。即便日后每每提及,王春梅都会感觉对不起儿子。岁月总是波澜不惊,偏爱的还是有心人。
从被管理到自我管理:
苦口婆心督促给了艾滋病治愈，他们好好活着的机会
寒来暑往,转眼六年。
从2013年至今,王春梅和她的同事们,一直保持着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不分昼夜、不分节假日的共处模式。
“肮脏的、致命的,很多人想到HIV,就是这两点。”王春梅告诉记者,HIV是一种病毒,而不是一种罪恶。这些年来,她看着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选择坚强,与艾滋病病毒抗争。
“没有人不想活,没有人不怕死。”王春梅说,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就要开展抗病毒治疗。目前国家提供免费药物,如果早期发现并坚持规律治疗,就能延缓发病,几乎可以不影响寿命。像熙熙这样,始终坚持规范服药、定期复查,他体内的病毒含量其实已经检测不到,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生活。
但是,也有些患者对病情漫不经心,或抱着放弃治疗的消极想法,这样容易产生耐药性。为此,定期为感染者进行依从性教育,也是王春梅工作的重要内容。
“遇上不听话的,王主任会真的发脾气。”华天告诉记者,王春梅的不停督促,给了很多感染者好好活着的机会。同时,部分感染者主动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伍,通过网络提供心理疏导、新人防艾知识培训、服药依从性教育。
今年,王春梅53岁了。她逐渐开始考虑,退休后,这些感染者是否能继续规范服药,于是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管理。
让她欣慰的是,即便手机还是24小时开机,但已经不会有人连续打十几通电话,不会有人深更半夜多次联系只问一句“在不在”,她也不用再跑到黄河边、立交桥下,游说那些要轻生的患者……
从不歧视走弯路的人:人都有活着的权利
7月3日下午,应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相关负责人邀请,王春梅前去医院,为里面的部分艾滋病患者会诊。
这种会诊大概每年一次。机会难得,记者跟随王春梅同行。
拿到会诊患者病情记录的她,悄悄告诉记者,其中两人应该是她曾经管理和治疗过的。而王春梅脱口而出的病史,再次让在场的医护人员赞叹不已。
仔细查问病史,查看病历,王春梅的认真严谨,并没有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打折扣。
在王春梅看来,即使眼前的他们走了歧路,也还是拥有活着的权利。
“怎么想不治就不治了呢?好好活着总比直接病死好吧!”听闻一位患者如今要求放弃治疗,王春梅有些着急,嗓门明显大了起来。
其实,王春梅也多多少少了解艾滋病病人自暴自弃的想法。尤其是他还合并了肺结核、肝炎等疾病,本人求生的欲望日衰,也不足为奇。
但是,王春梅认为他还有机会。调整了治疗方案,王春梅又和其主治大夫细细交待。会诊结束后,王春梅又给现场的医护人员就抗病毒治疗的耐药问题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在临床中遇到的问题一一解答。
结束半天工作,已是下班时间,王春梅还是回到了门诊。
“没想到济南的医生这么好说话。”拿到治疗方案,来自聊城的方菲再三道谢。这是一个不幸的女子,被丈夫传染了艾滋病病毒。来济南之前的千万种担心和疑虑,在王春梅这里得到了解答。
业内影响不断扩大,帮来自外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制定治疗方案,也成为王春梅工作的一部分。
患者:公平就医的“奢望”
“CD4值上来了,你活过来了!”7月4日,看着妻子欢呼雀跃的样子,艾滋病病人秋霖红了眼眶。
他的感染源于一次高危性行为,因为愧疚,以致迟迟没有干预治疗,直到发病。
难以想象他的妻子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与煎熬,但她最终原谅了他,并陪他一起到医院治疗。
但是,真的有点晚了。
济南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主任宋修光告诉记者,艾滋病病毒主要攻击的是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CD4+T淋巴细胞,病毒大量破坏CD4+T淋巴细胞,使机体免疫功能受损、缺陷,机体免疫监视、防御功能衰竭,终致发生致命性的感染性或肿瘤性疾病。我国将HIV感染分为急性期、无症状期和艾滋病期,进入艾滋病期后,普通的感冒都可能导致死亡。
一开始,秋霖也以为自己患的是感冒。低热,咳嗽,继而呼吸困难。到医院就诊时,被诊断为卡氏肺孢子虫肺炎。这种病很危险。宋修光说,这是艾滋病病人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与致死的主要病因。
就诊的第一家医院称床位已满,第二家说能力有限……秋霖和家人心里清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秋霖患艾滋病的现实。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感染二科对外开放30多张病床,主要收治艾滋病病毒感染合并机会性感染的艾滋病病人,如今住了20多例艾滋病病毒感染合并机会性感染的艾滋病人,秋霖也是慕名而来。
在宋修光及其团队的努力下,秋霖奇迹般一天天好了起来,一个月后出院。
“如果你是医生,你愿意给感染者治病吗?”对于就医“被拒”的经历,秋霖倒是挺理解的。
“艾滋病在一般的生活接触中不会传染,工作中稍注意些就行了。”宋修光说。查房、看诊,只要身上没有伤口,她都不会刻意戴手套。宋修光脑海中常想起一名19岁的艾滋病患者病重时的一句话:“我是犯了一个错误,但为什么这个错误的代价这么大……”
“病人承受的痛苦确实太大了,病痛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已经够多了,希望我们的工作会给他们带来些许温暖,我们愿给他们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个没有歧视的、公平的就医条件。”宋修光说。
“危险”的手术:既然不能退,那就勇敢往前冲
职业暴露,应该是医护人员尽力避免又无可回避的一大危险。尤其面对目前尚未被攻克的艾滋病病毒,自我保护式的“拒诊”,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这一群人不会。
7月5日上午10点,一台结肠癌根治术在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手术室进行着。手术的特殊之处在于,台上的患者,是一名艾滋病病人。在经历系列消毒、防护之后,记者有幸进入了手术室。
氛围并没有想象中紧张。
医院外科负责人赵承乾带领手术团队,开腹,切除病变组织,送病理,重建消化道,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仔细观察,他们的防护比普通手术多一些:防水的手术服、遮面面罩、双层手套,以及脚上的防水脚套。抛除内心深处多加的一分小心,这几乎就是他们所有的防护。
其实,一个月前,赵承乾刚停了艾滋病病毒阻断药。
5月7日,他曾为一名确诊两年的艾滋病病人进行股骨头置换。在收尾阶段关闭关节囊时,缝针意外扎在了赵承乾左手上。
患者病毒载量很高,赵承乾倒吸一口气。尽管如此,他还是有条不紊地结束手术,并对自己的伤口进行处理,“毕竟不是第一次了。”赵承乾说,发生艾滋病病毒暴露后,要在72小时内开始使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持续28天,以预防感染。服药2个月、4个月、6个月后检查血液病毒含量,如无异常,才能真正放心。
赵承乾的上一次职业暴露,发生在今年1月13日。
从事艾滋病外科,不止是作为主刀医生的赵承乾遭遇过艾滋病职业暴露。团队除了新来不到一个月的年轻同事,无一幸免。
不过,即便有风险,赵承乾团队成员的意志都很坚定,“国内能给艾滋病病人做手术的医院不过十二三家,既然不能退缩,那就勇敢往前冲吧!”
（生活日报记者 秦聪聪 记者 王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