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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艾滋病人群中的老年群体之一，56岁的孟林(化名)是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艾滋病。”孟林说，之前就感染，但一直到1995年中旬，他开始出现腹泻、发烧、皮疹，淋巴肿大，记忆力减退，严重时甚至连路也走不了。
1996年春节，HIV阳性的确诊报告，证实了他的猜测，也宣告了20余年带着艾滋病符号的生存。
为了保护家人，20多岁的孟林选择离开家，从此再也没有了家。
几乎和电影情节一样，在放逐的岁月里，他曾经悄悄地尾随家人，看他们将父亲的骨灰下葬；他曾经到母亲晨练的公园，远远地看她一眼，犹豫再三没有凑近。
可是如今，懊悔、自责和羞耻感无时无刻不伴随着56岁的孟林，也会不断告诉自己，还是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孟林说，一旦稍微停下药或出现耐药，重感冒、皮疹、腹泻等最初的状态就全部会回来。除了吃的药，有时需要抹药，后背自己根本够不着，必须求助别人。
这时才深切感受到身边没有陪伴的孤独和无助。
“虽然一直苦苦寻找可以相伴终身的伴侣，但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情感都在空中飘着，似乎注定了大多数人要孤老终身。”
睁眼艾滋病，闭眼艾滋病，生活圈里似乎仅剩了艾滋病，常伴身侧的，只有两只宠物狗。
而他那黝黑的肤色配合中等偏瘦的体型，看上去就是流行的“健康黑”。
但实际上，这种肤色是不健康的特征——“这种黑色，就是因为常年吃抗艾药造成的色素积淀。”孟林说。
“为了打发独身一人的寂寥，夜晚，有时留恋于各种交友群，有时在舞厅不断变幻的灯光和音乐中，疯狂的摇摆，那个时候艾滋病人自述，才可以真正忘却一切烦恼。”
很长一段时间里，情感只能靠一夜情来宣泄。
虽然过后也一样空虚，但短暂的疯狂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缓释。
孟林说，活着不光是为了吃药，还有精神层面的抚慰，中老年以后获得这些感觉更强烈。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
56岁的孟林已经懂得如何与体内的艾滋病毒和平相处，当谈及如何过好老年生活时，他却显得格外激动：艾滋病本身早已成为一种普通的慢性疾病，不再令人那么恐慌，但是，它带给人、特别是老年人的羞耻感艾滋病人自述，却依然存在。外界的歧视与自身的羞耻，让如孟林般的艾滋老人的生活与治疗举步维艰。
除了不停地找伴侣，也在不断的搬家。
“一年内搬了两次家了，如果算上之前，连自己也不清楚搬过多少次”，孟林深感，隔了一层歧视与羞辱感，割裂了太多的东西。
在一次拍摄艾滋病日常活动的公益活动中，本是想让外界正视艾滋病人，却意外将孟林自己的身份暴露了。“那天手机不断收到短信和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是艾滋病，”就这样，孟林被划入了“坏人”堆里。
以前的朋友自此再也没有联系，而孟林也从原先单位离职。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害怕曝光。
春节，在别人看来是团聚的节日，可孟林却只能选择去外地。
“聚会无非就是老婆孩子，跟我没关系，知道的人不问我，不知道的问我也不说，很尴尬”。
曾经，他一度用匿名看医生，病案里没有留下任何与他生活有关的资料，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面临着高昂的医疗费用，更是无法享受医保。直到2011年，才开始改用真名看病。
“那些跟我一样，通过性感染了艾滋病的老年人，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自己得了见不得人的病，有些老年人即便是临死也要守住这个秘密”。
让孟林想不通的是，有那么多的疾病，感冒、高血压、糖尿病，很多疾病的致死率远远高于艾滋病，然而，没有哪一种能像艾滋病这般背负着道德枷锁。
孟林说，如他这样年轻时艾滋病毒携带者进入中老年，对艾滋病的传播和治疗还是轻车熟路，尚有一定的防传播的意识。但是还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许多老年人未意识到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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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他做生意赚了些钱，生活缓过劲儿了，甚至买了房，他马上把母亲接到身边。
“我想那年我突然离家，我妈心里知道，她知道一定是出大事了。但是她不敢问，我哥也不让她问。我当然也没有勇气告诉她。到死她也不知道我的事。”
2002年，母亲突发疾病去世了。孟林至今不敢去细想，母亲生命最后7年的心情。
“这么多年，也不能求人，你也不能表达个人的情感，其实不管你生活做多大，挣多少钱，都找不到自己，很迷茫，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有价值了。”
此外，感染了艾滋病，也并非意味着死神将近。
2008年，美国就利用数学模型计算出，艾滋病人经过治疗后的平均寿命，最严重仅比正常人略少5~8年。
2015年，《临床医学杂志》也发布研究称，对老年艾滋病患者采用抗病毒治疗，治疗效果显著，安全可靠。
通过齐多夫定、拉米夫定、替诺福韦等9种抗病毒药物治疗方案，31例老年艾滋病患者在30个月内的艾滋病病毒抑制率为80%~90%。
“我真的觉得国家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惊人——有药了；医院开始接收你入院、给你治疗了；歧视减少了，可以跟别人坦白地谈艾滋病了……”
2008年9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授予他“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表彰他“积极参与消除针对艾滋病和感染者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积极为病人疾呼、倡导药物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