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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遭遇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对艾滋病的防控带来了怎样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经验能够为艾滋病的防治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鉴？科技日报记者为此采访了行业内多位专家和一线工作人员。
疫情下艾滋病防控迎来新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近一年。其间，无论是社区等戒毒场所外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还是特殊场所内针对艾滋病戒毒人员的管理和关怀救助，都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
“艾滋病随访管理人员是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的中坚力量，作为基层公共卫生人员，在全力投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进行艾滋病感染者的随访、检测工作等，可以说是‘难上加难’。”11月23日，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第十四批学术技术带头人杨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疫情下针对社区等的防艾工作难点主要在于，在对人员的限制流动管理中，相关机构不易落实艾滋病随访管理服务；一些“面对面”“群体性”的宣传干预工作无法开展；由于医院诊疗人次减少，依托医院开展的艾滋病扩大筛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影响。
一位基层卫生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免费治疗实行的是属地化管理制度，若是患者在疫情期间因滞留异地无法如期返回随访管理地区领取抗病毒治疗药品，就可能面临断药的风险。
“正因如此，在积极防控新冠肺炎的同时，更应做好艾滋病防治的各项工作，包括常规筛查、哨点监测、特定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和针对HIV感染者和病人的免费治疗等。”杨义说。
性传播成艾滋病传播最主要途径
“过去十年，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从血液传播变成了性传播，需要控制的目标人群数量急剧增大。”在11月23日举行的“四川艾滋病戒毒人员分类管理与关怀救助项目成果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性活跃人群是以亿为单位计算的，而且呈现农村包围城市式的趋势。特别是男同性恋者（男同）一般生活在社会更开放、更包容的城市，大城市因此成了男同艾滋病增长最快的地方。一些南方农村地区还出现了老年人异性传播问题。
“过去艾滋病防控目标群体是20—40岁的青壮年，现在人群年龄跨度从十几岁的学生到90多岁的老人，这是新情况。”邵一鸣说，性属于私人空间，传播者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联络，手段越来越隐秘，干预难度急剧增加。加上人口基数大，我国艾滋病新增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和存活人数，在全球排名均已进入前十。
邵一鸣介绍艾滋，过去传播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及西南边境。而现在，每年大学生新增艾滋病和感染报告人数中，男同占2/3以上，且呈现年轻化趋势。“由于文化的原因，我国性教育总体比较滞后，禁毒教育、防艾教育也只在问题严重的地区小范围开展。受疫情影响，线下的干预、检测工作量较去年下降，与此同时，相关数据还在收集中，目前还很难判断疫情与艾滋病传播间的关系。”邵一鸣说。
医联体建设成防艾宝贵经验
艾滋病患者免疫力普遍较差，这对疫情期间的医疗服务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作为“四川艾滋病戒毒人员分类管理与关怀救助项目”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雷小政提出，要对特殊的艾滋病戒毒人员多加关注。“优化对艾滋病戒毒人员分类管理和关怀救助，在理论上需要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深度合作。”
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在疫情期间，通过医联体建设强化技术服务通道，提高了戒毒场所的医疗服务能力。据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公布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通过远程诊疗，发热人数、离所就医人数、离所住院人数、门诊就诊人次分别同比降低28%、90%、78%、26%，检验了医疗协作的实践成效。
“目前，四川戒毒场所的所有医疗机构全部纳入驻地组建的医联体，实现了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四川省戒毒管理局局长安家爱表示，开展“线上”疾病诊疗合作和戒毒医疗合作，既能基本满足戒毒场所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又可以大大提升戒毒治疗工作水平。
“针对艾滋病戒毒人员，四川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正努力构建场所、家庭、社会乃至不同区域密切合作的创新模式，针对艾滋病戒毒人员进行分类管理，强调在戒治、习艺、康复、医疗等方面保持一种相对独立性。目前，形成了以安全管理为前提、以人文关爱为载体、以医疗救治为支撑、以权益维护为基础、以教育矫治为核心、以转介帮扶为延伸的工作经验体系，在总体绩效方面位居全国前列。”四川艾滋病戒毒人员分类管理与关怀救助项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闫姝月告诉记者。
“只有早检测才能早发现，早发现才能早治疗，经过治疗才能把病毒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闫姝月说，截至目前，全国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建有艾滋病初筛实验室51个、确证实验室1个，对戒毒人员100%开展全员艾滋病筛查。
预防是最好的“疫苗”
在记者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中预防为主的理念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疫情期间，我们减少聚集、外出，出门佩戴口罩等，可谓是防上加防。回到艾滋病防治中来看，我们同样需要‘防’，预防是最好的‘疫苗’。”杨义说，新冠肺炎防控期间全社会齐动员共同落实严格的戴口罩、勤洗手等非药物干预措施模式，值得在防艾宣传教育行动中用于推广安全套的使用方面。
同时，新冠肺炎防控的溯源调查模式，也为艾滋病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杨义说，这一经验如果能够运用到艾滋病防治中艾滋，对于联合国规划署提出2020年要实现艾滋病“3个90%”（经过诊断发现并知晓自身感染状况的感染者达90%，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达到90%，治疗成功率达到90%）的防治目标将十分有利。
此外，由于新冠疫情下核酸检测观念的深入人心，普通大众已经接受通过核酸检测来诊断传染病的方式，对于疾控系统今后开展艾滋病的核酸诊断也相对有利。“各地建设了大量主要用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实验室，极大地增强了基层的核酸检测能力，这些实验室也可用于开展其他病毒的核酸检测。”杨义说，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开启了智慧医疗新时代，这将对艾滋病的防控带来深刻的影响。“在保护隐私权的情况下，完善针对艾滋病戒毒人员相关大数据的智慧平台，这可以进一步提高精准帮扶的能力，促进其更好地回归社会。”
邵一鸣则建议，借鉴新冠肺炎防治的经验，应该大力加强政府部门的联防联控，大力推动群防群控，除了进一步强化男同组织、红丝带等聚焦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NGO），还应发挥工青妇、街道、村委会等传统群众组织作用，宣传教育一般大众，这样才能把预防为主的国家卫生大政方针落实到位。
针对今年11月3日，教育部启动开展的校园抗艾防艾行动，邵一鸣表示：“在互联网信息社会，孩子的生活早已不是封闭的环境空间。性教育、禁毒教育、防艾教育应在中学全面开展，向孩子讲清楚讲透彻。否则，孩子可能从网络和社会获得不正确和不健康的信息，不利于成长发育、性健康和艾滋病预防。”
采访中，多位专家一致提醒，性活跃者，尤其是与多个性伴侣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性活跃者、男男同性性行为者、接受非正规途径的输血或血液制品者、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的孕产妇、共用针具注射的人、结核病检测为阳性的人以及性病检测为阳性的人都属于艾滋病高危人群，应当及时进行艾滋病病毒的检测。（李迪 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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