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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离开后,会给他写信:“他是唯一给我回信的人

阅读数:            发布:2020-09-29

  “我就想为毛警官说几句话!可以不用替我打马赛克。”

  说这话的罗某,是一名铁窗内的在押人员,得知我们要采访负责管教他的民警毛卓云,他激动得“好像自己得了奖”。

  毛卓云是浙江省宁波市看守所管教四大队民警,不久前,刚刚获得CCTV2019年度法治人物称号。他负责的区域有个特殊的身份——艾滋病监区。

  

  罗某就是一名患有艾滋病的在押人员。

  

  曾有一些艾滋病患者将诊断书当做“免罪金牌”,试图凭“不符合收押规定”的特殊身份,屡屡作案。2003年起,全国陆续建立了看守所艾滋病监区,2007年,毛卓云成为浙江最早的此监区工作者。

  

  这一干就是12年。

  他死死抱住了艾滋病病人

  “穿着这些,太过隔阂,人家怎么会跟你交心?

  

  筹建艾滋病监区时,看守所为保证负责民警的安全,专门购入了一批防护服。但这宇航服似的装备,被毛卓云试穿了一次后,就搁置了。

  后来,他干脆把谈话室搬到艾滋病监区。

  “毛警官,我得艾滋病以来,亲朋好友都拿我当‘瘟神’,而你却敢这样和我面对面交谈!”对于在押艾滋病人来说,拍拍肩膀、握握手都是久违的感动。

  2013年,艾滋病人王某,因吸毒后产生幻觉,当街捅伤民警、打伤女友被收押。

  毛卓云第一次看见王某,心里倒吸一口冷气。

  

  严重的被害妄想症,让王某坐立不安。不仅拒不配合民警收押,还大吵大闹、不停吞食异物。

  

  毛卓云果断放弃休假,钻进监区里,没日没夜陪伴他。真心的交谈使王某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但最终判决下来时,王某再次情绪失控,疯狂攻击管教和医生。

  

  “他的眼睛都是血红的毛卓云想起那天的场景。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不敢靠近,这时毛卓云跟同事们说:“我准备死一,豁出去了!说完,他就打开监室大门径自走向近乎癫狂的王某,并死死抱住了他。

  

  突如其来的拥抱,让王某顿时愣住了,可能是久违的温暖将他唤醒,他竟慢慢恢复平静大哭起来。老毛用手轻拍他的背,像是在安抚自己的孩子。

  

  “回想起来,我也后怕,要是被他咬上一口……”

  每天“定时”出现在玻璃上的信

  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面对这份岗位的高风险,很多人敬而远之。

  “他们用打湿的毛巾甩监室顶上的灯泡,用身体不停撞击防弹钢化玻璃门。”

  这些艾滋病在押人员认为之前自己是可以不被关押的,为什么现在要被关?加上对病情和判刑的担忧,一开始,他们几乎每天吵闹,抗拒服管,也拒绝交流。

  毛卓云苦思良久,采取了最原始的沟通办法:写信。

  他每天把信贴在监室的玻璃外侧,给在押人员们看。一天、两天......毛卓云的信,都会定时出现在玻璃上,像是亲人的问候。

  “今天身体感觉怎么样?生活有什么需要的吗?有要求可以提,但是规矩得遵守”……

  慢慢地,在押艾滋病患者开始给他“回信”了一开始只有几个字,后来是几句话,再后来就是一整页。

  一次执行押送任务,毛卓云和同事们奔波了一上午,中午便领大家在山路口的一家面店歇脚,老板看见五位民警进来便吆喝道:“上五碗面。”毛卓云立马严肃地提高嗓门:“上六碗!”

  老板一愣,又看看民警旁边戴着手铐的孙某,恍然大悟。

  毛卓云松了孙某的手铐,沉声道:“抓紧吃!”

  孙某埋头吃着面,面的热气笼罩着他,眼泪抑制不住地掉了下来。

  522名艾滋病在押人员的“毛爸爸”

  当牟某知道自己有可能被判死刑时,他当场晕倒在了毛卓云身上,身子一直在往下坠。

  艾滋病患者牟某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收押,妻子在得知他的病情后,就没来探视过。牟某每天郁郁寡欢,活得像行尸走肉。

  在与牟某一次次的耐心谈话中,毛卓云得知,他还有一个在外地做生意的哥哥!便马上联系牟某的哥哥,希望他哥哥能经常写信来劝导牟某。

  随后,毛卓云又向上级请示,将他哥哥送来的衣物“分多次”送给牟某。这个“小心思”取得了效果:每周衣物都会准时出现在牟某的手中温情,也一次次激荡在牟某心里。

  2013年,毛卓云那里一下来了9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都涉嫌盗窃案。他们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生存技能。

  毛卓云看着这些年轻的脸,心里不是滋味,就在监室里面办起了学校,教他们识字写字。

  他没想到这些年轻人特别开心,自己一进监室,就都拿着本子挤上去“毛校长,我这个字写的怎么样?”“毛校长,我这样写对不对?”

  在毛卓云心里,他们都是迫于生活仍有未来的孩子,是需要被帮助的对象。

  近年来,国家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为艾滋病遗孤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等),但毛卓云还是放不下心。

  他担心这些艾滋病患者在走出看守所后,难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而他们如果无法自食其力,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每当有在押人员离开,毛卓云都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对方,嘱咐他们“要是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为此,他还专门建了微信群。

  有人离开了,会给他写信因为“他是唯一会给我回信的人”。

  背着妻儿,不知道做了多少次HIV检测

  前段时间,毛卓云老是感冒不好,一直咳嗽。他紧张起来,又去做了HIV检测,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我经常去自费做检测,做完也不敢拿结果,检测后的前两天特别难熬。这些年,他背着妻儿不知道做了多少次检测,但都没有动摇决心。

  本来,毛卓云连自己在艾滋病监区工作,都是瞒着妻子的。两年后,一次媒体报道的背影,才让他“暴露”了。

  妻子不敢相信地问:“是不是你?”他只得沉默着点点头。一番争吵过后,还是以妻子的默许告终。

  “给我六个月的时间,干得好我接着干,不行就再另请高明!

  时间回溯到12年前,毛卓云曾在接手艾滋病监区时,立下过这样的“军令状”。要不是旁人提醒,他自己都忘记了。

  6个月又6个月,12年来,毛卓云累计管教艾滋病在押人员522人,没有出现过一起重大事故。

  56岁的他,现在依然在这里,还会一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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