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卫健委公布2019年中国因艾滋病致死人数:2万人。
这个病亡数量远超这次新冠病毒对中国人的危害。 这表明,艾滋病,已经越来越成为两性间的可怕杀手!
那么,世界上的艾滋病是怎么来的?它的“零号病人”是谁,又是怎样在社区传播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艾滋病的来龙去脉。
自艾滋病被人类首次发现以来,科学家们除了积极寻找治疗方案外,也一直在试图解开艾滋病起源之谜。艾滋病来源于非洲的黑猩猩,是现阶段被大多数权威科学家认可的观点。艾滋病被发现的二十年后,科学家才从黑猩猩体内发现SIV病毒。
SIV和HIV同为灵长类免疫缺陷病毒,基因十分相似。SIV为猴免疫缺陷病毒,HIV为人免疫缺陷病毒。他们认为,SIV病毒变异后,从猿猴传播到了人类身上。上个世纪20年代,准备上山狩猎黑猩猩的非洲人。
那么问题来了:黑猩猩又是怎么把病毒传染给人类的?
现在大多数艾滋病专家认为,这与非洲一些国家有捕食猿猴的习惯有关,他们在屠宰或食用的过程中被感染了病毒。所以,不要再乱猜想人类跟黑猩猩有什么PY关系了。(那鬼知道有没有肮脏的PY交易)
非洲农贸市场贩卖的黑猩猩肉,价格只有其他肉类的几分之一,被称为穷人的蛋白质不过,以上的观点都只是最合理的推测,艾滋病起源之谜到目前还不算真正解开。
毕竟第一次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黑猩猩,或是第一次把艾滋病传染开来的病人,已经没办法找到了。虽然,这些最原始的病例无从考证,但“第一个”将病毒传入美国的人却有迹可循。
他就是被称为艾滋病“0号病人”的盖尔坦·杜加(Gaetan·Dugas)。“零号病人”,是指第一个得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在流行病调查中,也叫做“初始病例”。
因为“0号病人”这个错误标签,杜加被认定为把艾滋病带到美国、性生活混乱,并且恶意传播艾滋病的反社会分子。这个不幸患了艾滋病的可怜虫,还被指为艾滋病疫情的“源头”,受尽了千夫所指。
年轻的杜加
直到上一年年末,研究者才通过历史和基因分析,洗脱了他身上的罪名。原来杜加并非臭名昭著的“零号病人”,他只是成千上万被感染HIV的一员,更不是他把艾滋病带到美国来的。然而,这场闹剧已持续发酵了近30个年头。
空少杜加
盖尔坦·杜加,出生于1953年,是一位法国国籍的航空乘务员。他相貌英俊,身材建硕挺拔,还带着轻柔的法国口音。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迷倒了一大票年轻小伙子——没错,他就是同性恋者。
从20岁起,他就成了一名加拿大“空少”。在飞行之余,他每到一处就会去各个城市的同性恋聚集地嗨,如gay吧和桑拿房等。英俊的外貌和极具亲和力的杜加,在同志圈子里大受欢迎,他也很享受这种生活。然而,他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卡波西肉瘤
1980年夏天,杜加的身上无端端长出了许多红疹和紫斑。他随后便被医院确诊为卡波西肉瘤。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简称KS,当时是一种多见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皮肤癌,故被称作“同志癌”。
杜加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并不知道这是艾滋病并发症的一种。他只知道,自己是众多同性恋中倒霉的一员,也没有想过这种疾病竟可以通过性生活传播。所以除了积极参加化疗外,乐观的他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因为接受皮肤癌化疗,他的头发不断脱落。后来,他就索性剃了个光头,并在头上系一条豹纹发带,是当时最为时髦的打扮。然而,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乐观和积极变得简单。
1981年6月,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就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介绍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那时候还没命名为艾滋病,杜加并不在这份名单上)。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然而,官方唯恐造成社会恐慌,并没有像大众透露太多该方面信息。他们只是打算悄悄地调查,把这种疾病的传播源头搞清楚。1982年,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就将目光投向了男同性恋中高发的卡波西肉瘤。
当时有卡波西肉瘤的同性恋患者可不止杜加一个,但就只有杜加最配合调查。
不过,也就是他的异常配合,导致了后面的悲剧。调查人员希望他提供五年内的性伴侣信息,协助他们弄清这种免疫缺陷症的传播方式。
同其他患者的缄默和记忆模糊不同,杜加表现得十分配合。他不但专程从加拿大赶到美国亚特兰大,接受详尽的生化检查。此外,还自爆出了让人惊讶的性史,列出了72位性伴侣名单。
根据这份名单,疾控中心的人也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这些人,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杜加的情人,或情人的情人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症。杜加的坦诚,使研究人员认识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的进程大大加快。那年的9月,疾控中心就向把这种疾病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
为了方便研究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疾控中心的调查员将所有关联的病人,以城市和序号的方式进行标注。
例如这批病人来自洛杉矶,则标注为LA1、LA2、LA3...
而另一批病人来自纽约,同样标注为NY1、NY2、NY3...
然而,在这组美国艾滋病关联图中,杜加是唯一一个加拿大人。所以便用字母O来代替,表示“ Outside-of-California ”。问题就出在这个字母“O”上。因为和数字“0”长得很像,很多研究人员都误以为这个字母“O”是数字“0”。就在这么一个乌龙中,杜加成了所谓艾滋病的“0号病人”。
《美国医学杂志》上的“Patient 0”
这份错误的报告把杜加称为“0号病人”,并发表于《美国医学杂志》上。这“0号病人(Patient 0)”和代表疾病起源的“零号病人(Patient zero)”,只是写法不同而已。当时报告一出,媒体哪管什么是Patient 0和Patient zero就直接炸开了锅。
虽然研究人员一再澄清,并没有证据表明杜加就是把艾滋病带到美国的罪魁祸首。但每一个报道都对杜加非常不利。
虽未指名道姓,但报道时处处暗示着这位经常往返加美的加拿大空少,就是美国艾滋病疫情的“源头”。本来同志圈子就小,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杜加就是这位“0号病人”。曾经情人对他怒不可遏,曾经爱慕他的人也对他充满鄙夷,每个人都在有意地疏远他...
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群体的冷漠、误解、恐惧和歧视。1984年,刚满31岁的杜加,在病魔与舆论的双重折磨下离开了人世。然而,他的离去并没有带来片刻安宁,这场闹剧仍在不断发酵升温。
兰迪·席尔茨
当时野心勃勃的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艾滋病的书,想要解释艾滋病是如何席卷美国大地的。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可以在这位“0号病人”上作点文章。
《And the Band Played On》
在《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书中,兰迪即使没证据说明杜加就是美国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源,但却一直用“0号病人”称呼杜加。最重要的是,他还把杜加描述成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艾滋病恶棍。
称他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仍故意通过性行为散播艾滋病病毒,还推测说杜加共有2600个性伴侣。
1988年的新闻,标题声称已找到艾滋病的起因
那时正处于同性恋轰轰烈烈争取平权的时代,媒体对同性恋话题本来就敏感。
艾滋病的出现,更是被称为“同性恋”瘟疫,大肆宣扬。这下可好,这书一出,在社会上可谓引起轩然大波。各路媒体纷纷引用兰迪书中对杜加的描述,惊人的性史和恶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成了抨击这位已故人士的有力武器。
当时《纽约邮报》的头条就是,“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谣言不断发酵,“艾滋病哥伦布”、“没良心”、“反社会人格”、“美国艾滋病传染源”、“疯狂滥交”等标签,牢牢地贴在他的身上。
在之后的30年里,几乎没有人会质疑故事的真实性,更没有人想要提起杜加对艾滋病研究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毕竟,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总要有人出来接受整个社会的愤怒。杜加自然也成了美国艾滋病传播史中,最臭名昭著的替罪羔羊。各种歧视、谩骂、误解、愤恨全部发泄到杜加的身上,就连杜加的家人也难逃此劫。
Hero or Criminal?
但杜加真的有如此不堪吗?2016年3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RNA 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了70年代来自纽约和三藩市的8份男同性恋艾滋病血样,并与杜盖的血样进行了对比。
分析表明,杜加的病毒更像是后来变异的HIV,在杜盖患病之前,HIV病毒早已存在于美国大地。这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正式把杜加身上“0号病人”的标签摘除,社会对他的误解也终于消除。此时,杜加已经去世32年。
参与研究的剑桥大学的理查德·麦凯说,杜加当时只是个青少年,不太可能拥有如此活跃的性生活,更不可能与2600人发生性关系。他更不是媒体口中所说的反社会人格,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都积极地参与艾滋病组织的志愿工作。
就算有情人邀请他发生关系,他都竭力避免,有意地在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误。
1983年,杜加在温哥华的一个艾滋病论坛上发言。当年,还多亏了他的积极配合和提供的72名性伴侣的名单。疾控中心关于艾滋病和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研究,才得以进展顺利。
对待艾滋病,我们需要的是研究,而不是歇斯底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想得艾滋病。就算是真正的“零号病人”,也只是不幸被病毒侵噬的其中一位而已。把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消灭艾滋病也并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啥也不说了,因为说啥也没用!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吧,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洁身自好。拒绝毒品,不乱输血,不滥交,随身携带安全小气球!不然的话,怎么得的病你都不知道,那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