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张口了，问：有没有传染性？会不会对你的身体有影响？
程夕的公司正处在业务最繁忙的时候，紧张的工作进度没能让他放下心中的忐忑。他还是没等到回复。
李军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接着，他又对王欣讲了一些艾滋病相关的知识。
王欣当时做出了她的选择：接受李军。
程夕的电脑屏幕，依然沉默。他感受到过亲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是考公务员体检时被检测出来的，一开始，他隐瞒了父母，但公考成绩不错，却没被录取，家里一直想为他托关系。为了避免事情扩大，他不得已对父母说了。“我跟我妈先说的，她挺崩溃的。”程夕回忆道，“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个病可怕，觉得传染的方式非常不道德，震惊加崩溃。”
李军松了一口气。后来，他和王欣多次交流关于艾滋病的问题，“现在都是年轻人，多多少少会对艾滋病有一些了解，不像老一辈人谈艾色变，”李军说，他在一些病友群里，也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些是婚前发现的，有些是婚后发现的，他们依然在一起，并不影响生活质量。”
2017年12月23日，四川德阳，一名艾滋病感染者通过母婴阻断，怀上自己的孩子。（ @视觉中国 图）
大概等了一个小时，“滴滴”的提示音响起，程夕点开对话框，看到对方回：“以前是以前，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看到消息，程夕有些感动，他知道，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她肯定也是经历了内心挣扎的过程”。
白桦遇到过很多类似案例，据他介绍，男性患者选择坦白后，多数的女性会选择接纳，而女性患者在坦白后，伴侣即使在态度上默认接受，但受到性暴力、被家庭抛弃、隐私被泄露的比例相当大。即便离婚，在确认孩子是亲生且健康之后，男方还会与女方抢夺抚养权。部分在经济上依赖伴侣的女性患者，哪怕能预见这样的可能，也很难立马挣脱。
决定嫁给艾滋病患者的那一刻起，这些女孩就要承担起与患者同样的社会压力。李军从来不敢把自己的事情和他人说起，父母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是，两人虽然理论上知道这个病并不可怕，只要正常吃药，也不会影响正常生活，但仍然会担心，尤其是在决定要孩子的时候。
王欣很喜欢孩子，但怀孕后，孩子会不会受到感染？从决定要孩子的那一刻起，李军的神经从未放松过。为保证孩子的健康，他要控制精子的病载量，定时服药，保持饮食清淡和生活健康。不想将压力传递给王欣，半夜等王欣入睡后，李军才会悄悄坐起，打开手机查阅相关科普信息。
备孕阶段，程夕也在饭桌上问过妻子艾滋病患者，如果不小心她也被感染了怎么办？妻子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和你一起吃药。”但程夕知道，因为性格沉静内敛，担忧和顾虑都是妻子自己在消化。
怀孕期间，程夕甚至让妻子也去做了HIV检查。“她不愿意去。虽然能够接受我，但是做检测，她有点承受不住别人的眼光。”程夕说，在他一再劝说下，妻子才同意。
“那之后每一天都是赚来的”
眼看王欣的肚子越来越大，两人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接下来面临要办理准生证、孩子户口等一系列问题。
之前在艾友群里询问，大家都说艾滋病患者登记结婚已完全不成问题，婚检也可以放弃。但当李军几次去当地民政局询问，却得到了必须要婚检的答复。李军想过找人替代进行婚检，念头很快被打消，是“万般无奈的下下策”。
最后一次去民政局，李军情急之下向工作人员坦白了自己的情况。“出乎意料地，对方态度反而变得很好”，他回忆说，现场工作人员私下将他和王欣拉到一边，建议两人等孩子出生后，做一个亲子鉴定，可以补上准生证。
亲生的孩子却要通过做亲子鉴定来证明，“这绝对是一个黑色幽默”，白桦说。从2003年10月1日始，“自愿婚检”代替“强制婚检”，艾滋病患者不被允许结婚的现象几乎不复存在。
2018年12月2日上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35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顺利生下一个女儿。（ @视觉中国 图）
不过，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跟李军说，在此之前，曾有一对和他们情况类似的夫妻来登记，领了结婚证。后来夫妻俩感情不和了，想要离婚艾滋病患者，其中一方反过来告了民政局。经由法院判决，由于夫妻一方患有艾滋病，属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一类，颁发的结婚证不具有法律效力。
广州广强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律师刘纯解释说，艾滋病是否属于《婚姻法》规定的不应当结婚疾病的问题，理论和司法实践仍存争议，但主流观点是艾滋病可以结婚，也不属于无效婚姻的范畴，可以说几乎是没有限制，“这种操作太不符合趋势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分歧产生，是因为现行《婚姻法》其实没有规定具体哪些疾病属于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这样就会导致认知不一，各地法院在实际操作层面也存在差异。而《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患者有婚姻自由，因此，主流观点又认为，艾滋病不属于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明年1月1日起，《民法典》正式开始实施，已经没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条款了。“当事人同意结婚，民政局必须发”，刘纯补充说。
目前民政局以没有做婚检为由拒绝办理结婚登记，可以起诉，但诉讼程序较长，李军和王欣也不想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隐私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他们决定等孩子出生后，去做亲子鉴定。
对他们来说，只要迈过这个坎儿，或许他们就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了。
程夕几乎已经做到了。
十年过去，艾滋病对程夕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为了避开当地的闲言碎语，每半年，程夕选择去省会城市进行病载量的常规检查。以前，他坐在去拿药的火车上，想到即将在医院面临的一系列抽血、化验等流程，心情都像是去“上坟”。现在，这样的旅途已日渐轻松不少。
临行前，他都是以出差名义和孩子告别。两个孩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等他们长大懂事后，如何向他们告知父亲身体的真实情况是程夕“迟早要面对的事”。如何说起，他还没有想到可行的办法。
每晚十一点，是程夕服药的时间。每当他拉开卧室的抽屉取药，颗粒和瓶身碰撞的轻微声响起，隔壁房间的儿子听到，会立马光着脚丫跑过来说：“爸爸，我来给你喂药。”
蓝白黄三颗药丸，儿子一颗颗送进程夕嘴里，他喝水咽下。这是他在确诊后完全没有想过的幸福，“那之后每一天都是赚来的”。（文中程夕、李军、王欣均为化名） V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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