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5日，一个美国研究小组在第29届CROI会议（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会议）上报告了一例艾滋病治愈案例：一名患有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混血女性艾滋病患者在接受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后，成功驱散了病魔——在停止艾滋病药物治疗的14个月里，其体内检测不到HIV。这可能是“首次治愈女性的艾滋病”，也是首次对混血患者的成功治疗。
研究团队所用的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方法基于过往治疗的经验教训，又有极大的升级创新，无疑是当下最前沿的艾滋病干细胞疗法，预计将每年治疗几十名类似患者。
这位来自纽约的64岁女性成为了继“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后，第三例被治愈的艾滋病人。与此同时，“纽约病人”也是目前已知的第三例通过治疗成功摆脱HIV的女性——当然，还有两位女性是神奇的自愈者，她们分别被称呼为“旧金山病人”和“（阿根廷）埃斯佩兰萨病人”。
柏林病人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是个美国白人。他于1995年被发现感染HIV，此后一直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2006年，他又患上了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布朗在治疗AML期间接受了来自一位携带CCR5-Δ32突变的捐赠者的干细胞移植，结果不仅缓解了白血病，还完全清除了HIV。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CCR5-Δ32。
稀有的CCR5-Δ32突变，“不道德”的干细胞疗法
CD4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CCR5则是CD4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会成为HIV病毒攻击CD4细胞时的入侵通道。而CCR5-Δ32突变携带者的CD4细胞缺乏CCR5受体，令HIV无从靶向，人体也就无惧艾滋病毒了。
2008年，布朗的治疗策略首次公开。2019年的伦敦病人和今年的纽约病人都是骨髓移植疗法的受益者。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策略的适用范围很小，对人体的副作用极大，治疗失败的概率非常高，而用部分研究者的话说，通过干细胞移植来治愈HIV的尝试是“不道德的”（unethical）的。
干细胞移植的目的是用CCR5-Δ32突变者的免疫系统替代[艾滋病+白血病]患者的免疫系统，既治疗白血病，又驱退HIV。
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必须通过化疗并适时配合放疗以破坏患者原有的免疫系统，力求尽可能多地损毁免疫细胞；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免疫细胞携带着HIV，即便是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也难以清除这些病毒。
破而后立，接下来只要医生顺利完成供体干细胞的移植，那么任何残存的HIV都将无法感染其他免疫细胞。
然而，这场“重生”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病人不光要经历残酷的化疗和放疗，还会出现许多严重副作用，其中包括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也就是移植干细胞直接攻击患者身体的情况——要知道柏林病人在移植一周后险些丧命，伦敦病人则数次感染、大量减重，还丧失了部分听力。
另一方面，CCR5-Δ32突变通常发生在北欧地区白人身上，这意味着骨髓捐赠者大概率是一位北欧人，而供体、受体配型成功则属于极小概率事件。
这里列出两组数据作为参考——
· 第一组：CCR5-Δ32突变在芬兰、俄罗斯、冰岛、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出现频率为10%~16%，在地中海人群中的出现频率为4%~7%，在亚洲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美洲原住民身上几乎不存在。
· 第二组：美国目前约有120万HIV感染者，其中非洲裔占40%，拉丁裔占25%（伦敦病人就是拉丁裔男性），白人占28%。
纽约病人的新案例之所以轰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移植方法相较以往有重大创新艾滋病治愈，在副作用和配型难这两方面解决了一定问题。
成体干细胞“搭台”，突变脐带血“唱戏”
治愈纽约病人的联合医学团队可谓阵容强大艾滋病治愈，5位主力成员分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儿科传染病专家伊冯娜·布赖森（Yvonne J. Bryso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黛博拉·佩尔索德（Deborah Persaud），以及来自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的干细胞移植专家科恩·范贝辛（Koen Van Besien）、徐静美（Jingmei Hsu）和艾滋病专家马歇尔·格莱斯比（Marshall Glesby）。
从左至右分别是科恩·范贝辛、徐静美和马歇尔·格莱斯比
他们采用了成体干细胞和脐带血干细胞联合移植的方式：
前者来自患者的成年亲属，用于快速恢复机体的血细胞群以减少感染并发症，后者来自无关的新生儿脐带血，携带抗HIV突变，负责长期的血液再造。
患者先接受脐带血移植，进入体内的脐带血干细胞相当于一个强大的新生免疫系统。一天后再进行成体干细胞移植，它们繁殖迅速，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脐带血细胞完全取代。
相比于成体干细胞，脐带血的适应性更强，无须与受体有高度HLA匹配即可用于移植，也更不容易引起并发症。因此在理论上，这种新方法的治疗群体更广泛，也对患者更加安全友好。（HLA指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的匹配与否决定了移植后的免疫排斥反应程度。）
纽约病人的幸运正源于此。作为一个混血儿，她与供体的HLA配型并不理想，无论是脐带血供体还是成体干细胞的供体，都只是相当有限地匹配患者，但这并不妨碍移植的顺利进行。此外，她也没像柏林和伦敦病人那样因严重副作用而遭罪。
不过脐带血难以产生足够的干细胞，故主要在儿科肿瘤方面发挥效用，这也是为什么治疗团队要将它与成体干细胞相结合——后者可弥补脐带血细胞的数量不足。
范贝辛表示：“成体细胞的作用是加速早期移植过程，让移植变得更容易、更安全。我们估计，美国每年大约能有50名患者可从此项手术中受益。能够使用部分匹配的脐带血移植物，无疑大大增加了为患者找到合适供体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从资源库调取脐带血供体，相较于从骨髓登记处寻找干细胞供体，显然前者更便于大量筛查CCR5-Δ32突变。在纽约病人成为手术候选人之前，布赖森和同事就已筛选了数千个脐带血样本以寻找变体。
14个月的缓解，几年后的治愈
纽约病人是在2017年8月接受的移植手术。她的白血病因此得到缓解，并保持稳定直至现在。手术37个月后，她停用了ART药物。
移植后的14个月里，多项超灵敏测试都始终未能在她体内检测出HIV复制的迹象；研究人员也没发现任何HIV抗体或追踪HIV的免疫细胞——他们甚至提取了她的免疫细胞，并尝试用HIV感染它们，最后仍一无所获。布赖森判断这名妇女至少现阶段处于“HIV缓解状态”。
他对于选择“缓解”而非“治愈”一词的解释是：“目前我们不想把话说得太满。“
布赖森的谨慎措辞是有充分理由的。
2013年，佩尔索德博士参与了一项案例研究，研究对象是在母亲子宫内感染HIV的女婴。她出生后不久接受了非典型强化ATR治疗；到了佩尔索德等人对她开展研究时，女婴似乎处于一种“功能性治愈”的状态；而当研究团队公布此案例时，蹒跚学步的小孩已停止治疗10个月，且一直没出现病毒反弹迹象。关于HIV治愈方法的新闻一度甚嚣尘上，然而病毒最后还是在治疗中断27个月后卷土重来。
同样是在2013年，先于纽约病人的首位接受脐带血移植的HIV感染者在术后不久死于癌症。
“这位纽约的患者仍然无症状且健康，她很享受目前的生活。”我们大家也都祝福她能一直保持健康状态——而对于布赖森等人来说，如果几年过去，仍未出现病毒活跃的迹象，那么他们将认为纽约病人已真正痊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