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病人的治愈之路是否可以复制？
基因编辑用于HIV治疗是否安全？
中国科学家在艾滋病治愈的道路上做了哪些贡献？
同样是艾滋病基因治疗，贺建奎为何会被打入深渊？
自从美国在1981年发现了全世界第一个确诊的艾滋病人，迄今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超过4000万人的死亡。中国于1985年发现第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其患有血友病，曾在1982年输注美国一家生物制品公司赠送的血液制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的流行，经历了最早的恐慌艾滋病治愈，到认识，到制药领域开发出有效的控制药物，经历了30年的时间。其中最著名的病例就是美国NBA湖人队的球星，魔术师约翰逊。
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多例报道治愈的艾滋病病例，其中最著名，也是被整个医学界公认的就是“柏林病人”，不过很遗憾其在2020年9月30日艾滋病治愈，因肿瘤复发去世。
柏林病人的成功为黑暗中探索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为遭受艾滋病折磨的患者带来了希望。
全球艾滋病感染概况
艾滋病毒仍然是一个主要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到目前为止已造成近4010万[3360-4860万]人死亡。
2021年，有65万[51-86万]人死于艾滋病毒相关原因，150万[110-2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
没有针对艾滋病毒感染的治愈方法。然而，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有效的艾滋病毒预防、诊断、治疗和关爱措施，包括针对机会性感染的措施，艾滋病毒感染已成为一种可管理的慢性健康疾患，艾滋病毒感染者能够过上健康长寿的生活。
截至2021年底，估计有3840万[3390-438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三分之二（2560万）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
中国艾滋病概况：几个令人担忧的事实
截至2020年底，中国共有105.3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累计报告死亡35.1万人
异性恋和同性恋传播的比例分别从2009年的48.3%和9.1%，上升到2020年的74.2%和23.3%。而注射吸毒者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比例从2009年的25.2%大幅下降到2020年的2.5%以下。男同性行为者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高风险群体。
50岁及以上病人占比上升 我国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中，50岁及以上病人占比上升非常明显，从10年前即2011年的22%，上升到2020年的44%。
青年学生成艾滋病病毒感染高发人群2020年，全国新报告15—24岁青年学生病例近3000例，性传播占98.6%。2020年新报告15—24岁青年学生病例中，男性同性传播占81.7%，异性性传播占16.9%。
从HIV病毒的受体说起
艾滋病在被确认是由于HIV感染引起的免疫系统疾病之后，科学界一直在探索HIV摧毁人体免疫系统的机制。
1995年，研究人员观察到趋化因子（CXCRs）能够有效地抑制HIV病毒对T淋巴细胞（人体的主要免疫细胞之一）的感染。1996，研究者进一步发现HIV-1感染是由一个具有7次跨膜结构的糖蛋白偶联受体介导的，其中两个受体是CCR3和CCR5[11][12][13][14]。由此确认了，CCR5基因的功能以及其多态性与HIV病毒感染的关系[15]。 即：人类趋化因子受体CCR5，是HIV-1感染哺乳动物T细胞的受体[12]。
CCR5-Δ32突变体携带者：一群能够对HIV天然免疫的人群
1996年，研究者发现了一种新的CCR5蛋白的突变体，即CCR5-Δ32，与正常的CCR5基因相比，CCR5-Δ32缺失了32分碱基，从而导致编码出来的CCR5蛋白功能出现了缺陷。而恰恰是这种突变，导致HIV-1病毒进入T细胞的能力降低。换句话说，CCR5-Δ32突变体的携带者对艾滋病病毒HIV天然能够免疫。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干细胞生物学家，北京大学邓宏魁教授曾经参与CCR5受体的发现工作（Nature文章第一作者），并且主导了国内第一个CRISPR基因编辑治疗艾滋病的临床工作。
CCR5-Δ32在白种人中很常见，通常在10%左右，在印度和中东也有较低的频率。单倍型分析已被用于表明突变起源于大约700年前(范围275-1875年)在欧洲东北部的单个个体。 换言之，这群人来自同一个祖先。
因祸得福
据推测，这种突变可以抵抗黑死病，因此在自然选择中受到青睐。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基因突变并不能对鼠疫耶尔森菌感染提供保护。目前的假设表明，这种突变可能是自然有利的，因为它可能具有对天花或类似埃博拉病毒的出血性疾病的保护作用。
命运的神奇邂逅
也是在1995年，美国记者蒂莫西·雷·布朗偶然间得知其前男友确诊了艾滋病，尽管当时他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但检测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其已经是HIV病毒的携带者。根据其主治医生Heiko Jessen建议，开始服用抗病毒药物。
然而，11年后，厄运再次降临布朗，其被确诊急性白血病。虽然医疗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细胞疗法获得治愈的机会。但在当时，骨髓移植是唯一可能的策略。而其主治医生正好是Gero Hutter。
巧合的是在1996年，当时正在读医学院三年级的Hutter，偶然间看到了Nature杂志关于CCR5受体的报道，关于CCR5-Δ32突变体的工作引起了其强烈的兴趣，如果找到对艾滋病免疫的供体，为艾滋病进行骨髓移植，是否有可能治愈后者的免疫缺陷？也正是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想法，为后来艾滋病治疗的临床实践埋下了一颗种子。
命运如此神奇，怀揣艾滋病治愈蓝图的胡特医生，在11年后碰到了让其一战成名的完美病人-蒂莫西·雷·布朗。
最开始，布朗按照标准疗法接受了化疗治疗，很不幸，癌症很快复发，而骨髓移植势在必行。胡特医生想起了自己11年前读过的Nature论文，何不为布朗找一个CCR5-Δ32突变的供体呢？一箭双雕！
有了这个想法，胡特还是查阅文献，令其兴奋的是全世界范围内从未有这类尝试的报道。于是，胡特开始着手为布朗寻找供体。
最终胡特在骨髓捐献者库里面找到了超过80个能够与布朗配型的供体，并逐一对供体的基因型进行筛选。命运之神再次眷顾，布朗碰到了他的完美供体-第61 号供体。
不幸的是，骨髓移植11个月后，布朗的癌症复发，胡特又为期进行了第二次移植。据说，在第二次移植时，布朗的病情非常凶险，甚至连夜联系了其家人和牧师，准备为其做临终祷告。
但最终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了他，骨髓移植后他一直都没有再服用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体内也没有检测出艾滋病毒。至此，布朗成了当时全世界唯一一个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
布朗：一个特殊的世界记录保持者
为了确认布朗体内已经不含HIV病毒，布朗成为了世界上被活检最多的人之一。胡特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地对布朗的血液、肝脏、直肠甚至大脑取样。胡特还将布朗的样本送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教授罗伯特·西亚诺的实验室以及美国其他有高精密设备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学术界认可：一波三折
不被认可的医学奇迹
布朗痊愈一年以后，胡特把其撰写成了论文，投给了权威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同事把论文的摘要投到了“世界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感染年会”。
没多久，胡特收到了《新英格兰医学》的拒稿信，世界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感染年会的主办方也拒绝了其报告的申请，但是，鉴于其病例的特殊性，允许其做一份海报介绍自己的病人情况。
伯乐现身
正式在这次大会上，胡特碰到了他命运中的伯乐：杰弗里·劳伦斯，康奈尔大学医学院艾滋病病毒研究所所长兼美国艾滋病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2008年9月，劳伦斯让胡特将他的发现在麻省理工学院顶尖艾滋病专家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做分享，并将布朗的样本交给美国多个实验室进行更灵敏的测试。同样地，这些样品检测结果全为阴性。
戏剧性的转折-一战成名
正如布朗的治疗过程一样曲折，2008年9月的这次会议，有一位来自《华尔街日报》记者马克·思古福斯，他在会后并写下了报道《艾滋病被治愈了》。 戏剧性的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重新审议胡特的投稿，于2009年2月将其正式发表。这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先例。
医学的进步总是不断探索，失败，在探索的过程。尽管本人的主人公“柏林病人”于2020年9月30日，癌症复发去世，但其为全世界艾滋病患者带来了曙光和希望：通过阻断CCR5受体的功能能够达到功能性治愈艾滋病！
在柏林病人之后，近几年陆续有报道治愈的艾滋病病例，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痊愈病例，艾滋病也终将被攻克！
致敬哪些在黑暗中探索的先行者！
同样是艾滋病的治疗，贺建奎为何会被打入深渊？
且听下回分解！也欢迎留下你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