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在12月底告诉我应该用鸡尾酒疗法，中药是不能帮我了，父亲，一个生活简朴的老人寄来了药费，Z兄几乎每天都来电问候。我常常流着泪与父亲交谈，亲情不断地化为力量通过话筒传递给我，Z常让我感到我还有回到社会中再有作为的一天，点点滴滴的友爱在恢复我的信心。
在开始用鸡尾酒药物时我已病得很重：常常高烧不退，半夜发冷，人在被窝里抽搐，连按呼救铃的能力都没了，但我开始乐观了，在我每天有限的感觉稍好的一两小时里，我会与护士或病人家属交流。这里病房真的给我一个家的感觉。
徐主任是一个大忙人，常出差，在京时也要负责艾滋病热线和门诊的工作，但只要她来到感染科一定会来到我的病床边站着和我谈上一个小时。感染科的医护人员在本身没有伤口的情况下来查房都不带手套，在输液后拔针有意外出血的时候护士会毫不犹豫的用手压着棉球帮助止血，我曾想把手缩回，她对我说：“你在贫血，这些血对你很宝贵……”
为了给病人以心理上的安慰，他们付出了太多，而这一切无偿的奉献都转化为病人生存的信心和勇气。
当你生活在这一个充满着爱心的家园中你会被感染的。除了医护人员外，还有一批社会志愿者来帮助病人，他们中有工人、公司职员和医科大学的学生。在我能有信心去面对治疗时，首都医科大的学生们给我送来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每周一换，在农历新年的几天里他们还分批来陪我，给我送来食品。一位姓葛的汽车厂工人更是每月一两次骑一小时的自行车来到感染科看望病人，并给他们剪头发，元旦前、春节前和出院前他给我理发三次，年三十晚上他来到我的病房陪我这惟一的病人过年，另一位在银行任职的郝先生三天两头地来看我，本来我是最孤独的病人，却能尽情地受用着这爱心家园的温暖。
我开始苏醒了，每天的清晨，我会很早地醒来，坐在病床上，在寂静中等候那来自天安门广场升旗的乐声，感受着一种庄严，如果人的良知尚存，那么人性的善良是很容易被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唤醒。
在我的身体得到充分的恢复之前，我已不再倦恋这个温暖的家，我心又展翅了艾滋病人自述，我需要回到生活中去拼搏，用我的心去告诉那些没有到过“家”的孤儿：我们不是被抛弃的。
我想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想请大家把我们这些艾滋病患者当成一个普通人。
在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时，医护人员都很关心，问我是否担心住院费，我说不是。我托护士长帮我打电话订票，但她为了给我节省几十元的送票费，利用她自己的休息日到车站去给我买。北京红十字会的郝先生主动提出把我送到车站。
离开是在星期天的清晨。一大早5点，护士W就来帮我提行李下楼了，我两个多月没有出来过，清晨的寒风使我难以抵挡，但当我走出大门时，我发现在等我的不仅是郝先生，60多岁的徐主任也在寒风中等着，不自觉地心头一热，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我活着，我挣钱养活自己，除了我体内有着艾滋病毒，除了我要每天吃药，我们是一样的人。
接到确诊通知后，我的生命中充满了恐慌，想到用各种方式结束自己。但那个电话给了我一丝侥幸……
持续了半年的诊断终于有了结果，在那一刻，我心里最后的侥幸也荡然无存了。我清楚自己为多年的热带雨林生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没有过激的反应，还是和往常一样沉默和忧郁，家人没有察觉到，我也不忍去伤他们的心。我还想着瞒着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去挣钱治疗。得了这种病，虽如同被判了死刑的囚犯，但我依然等待着“上诉”，因为在这几天我已了解到：鸡尾酒的疗法对HIV感染者有很明显的疗效。
然而，在之后的一个多月中，我四处求医无门，医生们一次次宣判着我的死亡，而有一点点希望的竟然要用每年10多万元进行持续治疗，我哪里去弄那么多钱？
我下决心等死了，好像看开了世间的一切。我在父母面前强颜欢笑，但病情终于还是让家人知道了。我一切的苦与悲在那一刻涌出心头，我流着泪说：“没办法了，好不了了。”我忍不住在哭泣中讲述了我的病和药物的天价，最后我跪在地上趴在老人的腿上哭泣，老人家摸着我的头，哽咽道：“一个人挺了这么久，不容易啊。”
到了10月，我的咳嗽更厉害了。我的身体开始发痒，用手挠后留下的是难以愈合的伤口。伤口越来越多了，有时在浴室从镜中看到自己的身体，满身的斑点让我的恐惧感加深。不仅如此，每天晚上我一上床就感到奇痒难当，我的眼睛变得干涩，很容易就感觉疲劳。我认识到时间快到了。我抽烟更凶了，咳嗽也发展到日夜不停的状态。我开始消瘦，胃口也差了。到了11月，已经到了下咽困难的地步，每天只能喝一点汤，身体更虚了。
老父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从不在我面前难过，反而用心来温暖我，用微笑宽慰我。但我发现他开始失眠了，常常半夜醒来，到我的房间看我，他的床边有安眠药的瓶子。从来反对我吸烟的他也变得宽容了。日子一天天地过着，我在酝酿着离家的计划，我知道时间不多了。
12月1日，对我来说是从未注意到的一个平凡的日子。2000年12月1日的早上，我坐在床上，依旧盘算着出走的事宜，不能等到过年再走了。10点钟艾滋病人自述，老父突然走进来对我说：“你出来看看，中央电视台在播艾滋病的节目，有专家在介绍自疗的情况……”
我走到客厅看了《健康之路》节目对佑安医院感染科的徐莲芝主任和吴主任两位大夫的专访，我印象深的只有以下的几句话：“感染者要有信心……”“病人要注意生活的习惯，戒烟戒酒……”“有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看完节目后，我和父亲都被两位医生的敬业精神和真诚打动了，我们作了商量后，当天中午就给徐主任写了一封信，包涵了自我情况的介绍和对治疗方式的咨询。
信寄出去后，我又恢复了在等待希望中的生活。
在第七天的中午我接到了徐主任的电话，她对我说：“小×，你无论如何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带一点儿住院的压金，其他如真有困难我们再想办法，别灰心，一定要来，我等你……”
我开始了我的求生计划，我稍做收拾就定好了车票准备去北京。这一走真有生死离别之感，老父体弱是不可能陪我去的，他把我送上了去车站的车。我在火车站见到了特地赶来的Z兄，他递给我一个手机和包着1000元的信封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多保重，我们还要见面的。”
我乘车北上了。
面对绝症，医学有时候会显得很苍白，但是无私的友爱与无偿的奉献却会让人燃起信心和勇气
12月的一个中午，我住进了感染科的单人病房。躺下后我就起不来了，一切的入院手续都是护士们代办的。邻近病房的乔兄主动地接过我的行李并来问候我这惟一没有家属陪伴的病人，但强烈的不适使我没有办法与他多聊。
我的病房本应是最冷清的，但每天护士们上班时都来跟我说话。头几天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而在验血后的第三天，医生突然问我是否能跟我的家人联络，我感觉到我的情况一定是很差(后来得知当时我的CD4只有十几，徐主任写给我爸的信中说我的病情很严重)，我只是不断地请求她们能帮我安乐死。但护士们总是用愉悦的目光和亲切朴实的话来安抚我：“你这算什么，比你严重多的我们都见过，现在都好好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