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全球三大传染病之一，每年都有180万例新发感染、以及100万人死亡。中国政府始终在全球终结艾滋病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近20年来，中国在艾滋病防控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成功实现防治艾滋病千年发展目标，其在防病、减贫、外援等方面的诸多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但应对数字不断攀升的艾滋疫情，中国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澳大利亚虽与中国有着不同的情况和策略，却面临诸多相似困境，如仍有许多艾滋感染者饱受歧视和污名化，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检测，未能接受治疗，这些均给艾滋防控带来极大挑战。
2016年，澳大利亚宣布，艾滋病不再是公共卫生问题，今后主要挑战将转向预防艾滋感染，并有望于2022年彻底消除新感染病例。目前，澳大利亚虽未成功阻断艾滋病毒传播，而是将疫情控制在每年新增1000例的水平，其中经验可为中国艾滋防控提供参考。
性传播和检测知情是防控难点
艾滋病毒传播途径已经非常明确，主要有血液交换、注射吸毒、性接触和母婴传播等。中国在控制各传播渠道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随着血制品管理日趋严格，血液传播已大幅减少，目前，中国就已基本阻断输血传播。
在这方面，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正实施清洁针头计划，为注射吸毒者提供新的无菌针头和注射器，防止其共用不洁针头传播艾滋病毒。我们同时推广美沙酮维持治疗，帮吸毒者戒除毒品依赖，这些公共卫生服务均免费提供，因此，目前澳洲注射吸毒导致艾滋感染的病例已经非常少了。
据我了解，中国也在开展类似项目，经注射吸毒感染大幅下降，这些成功经验，可供面临类似吸毒问题的周边国家提供参考。同时，在一些控制效果不佳的地区，还应出台控制毒品滥用政策，并同社会组织积极合作，为吸毒者戒毒提供支持，这些绝非一日之功。
如今，全球范围内的母婴传播病例也在急剧减少，许多国家甚至宣布已阻断国内母婴传播，这做起来并不困难。只要怀孕期间做好检测和药物阻断，且怀孕后避免母乳喂养，感染者完全可以生育健康的宝宝。
中国在这方面工作也非常出色，超过95%的孕产妇接受艾滋病检测，且90%以上感染者母亲接受阻断治疗，母婴传播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放眼全球，性传播仍是目前最主要的传播渠道。但这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和羞于启齿。事实上，只要感染者坚持治疗，其性传播风险也会急剧下降，且通过使用安全套、暴露前预防和暴露后阻断等措施，感染风险更是几乎为零。
艾滋病毒检测不仅是一项影响后续治疗的关键因素，更是重要的预防措施。唯有尽早知晓感染状况，才能及时接受治疗，这不仅能长期保证其生活质量，还通过药物减少将病毒传播他人的可能。
艾滋检测应该像测血压那样容易，政府应鼓励每个老人、年轻人、孕妇还有那些性活跃的人群主动做检测。
过去，尤在不少亚洲国家，人们必须前往医院抽血检测，三天后再取结果，尽管医学上执行该流程没有任何问题，但由于许多人羞于去医院检测，过程中还可能遭到歧视和羞辱，这些均会阻止人们前来检测。
更为人性化的公共卫生服务可大为改善这一情况。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同重点人群社区合作，设立检测点，提供快速检测试剂，鼓励人们在社区或在家检测。这些快检工具就像验孕棒一样简单好用，确保艾滋相关的歧视和污名化逐渐下降。
2018年，澳大利亚首个艾滋病毒家庭检测试剂盒也获批在线销售，这意味着任何担心自己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都能毫无顾虑地在家测试，而不必麻烦家庭医生。
但全球范围内，检测仍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仍有大量感染者或可能接触艾滋病毒的人尚不了解其感染情况，我们既不知道他们是谁，身在何处，也不了解他们未接受检测的原因，如何找到他们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对此，应有针对性地出台社会政策，改善社会环境。
尽快解决治疗药物和相关检测的可及性和可支付性
工作中，我常讲传染病无国界，人人有可能成为艾滋病毒的感染者，一旦病毒侵入人体，将伴随一生。如不接受治疗，病毒将会逐渐摧毁免疫系统，使人感染其他疾病和癌症，发展为艾滋病。
抗击艾滋就像一场漫长的战役。目前，艾滋感染者需联合使用至少三种抗病毒药物，这就是经典的鸡尾酒疗法。过去，感染者每天都要服用十几片药，但现在，感染者每天只吃一片药即可。还有许多机构正在研发长效注射剂，感染者每1-3个月注射一次即可。
据我了解，去年中国就上市了一种长效注射剂。剂次减少既能减少公共卫生负担，也能让治疗更加便利。
不过，艾滋病毒非常容易形成耐药，这意味着感染者将使用更为昂贵的二线药物，且可能把耐药毒株传给他人。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每10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成年艾滋感染者中，就有至少1人耐药，且数字不断攀升。但在澳大利亚，耐药非常罕见，因为艾滋病治疗全部免费，就医门槛大大降低，同时还有众多社会支持系统，帮助感染者解决治疗中的种种困难。
药物选择越有限，越有可能形成耐药。目前，全球有至少25种常用一线抗艾药物，当部分药物疗效甚微或有较强不良反应时，就可换成其他药物。在中国，富人可随时随地买到他们所需的药物，但政府提供的免费药通常非常有限，南亚、非洲等国也面临这一问题。
此外，感染者每6个月应检测病毒载量，以评估药物疗效，及时发现耐药。但在许多国家，昂贵的检测费用让感染者难以承受。如在中国，单次检测接近2000元，很难推广。照此下去，感染者即便耐药，可能要等数年后出现症状时，才被发现。
如何解决治疗药物和相关检测的可及性和可支付性，仍然任重道远。
目前，艾滋治疗药物价格相对低廉，已从每人每年1万美元，降至100美元，且干预措施成本效益较好。
但终生治疗所需花费仍不算少。有数据估计，到2020年，全球艾滋感染者维持治疗所需费用将高达300亿美元，其中近半都是药费，其中不乏多款价格低廉的仿制药。可见，如果我们能找到艾滋感染的长效治疗方案，让人们可以安全地停止治疗，感染者和公共卫生经费都将受益。
治愈艾滋，路在何方？
艾滋病毒非常聪明，它们会进入细胞休眠，形成病毒库长期潜伏，当感染者停药时，它们便有可能复苏，导致病情死灰复燃。由于现有药物无法清除潜伏的病毒库，这成了目前艾滋病毒无法治愈的最主要原因。
目前，科学家仍在探索治愈艾滋的方法，相关研究可归为两个方向，要么彻底杀灭体内所有艾滋病毒，包括潜伏在免疫细胞内部的病毒库，即彻底根治（complete cure），要么使感染者带极少量病毒生存艾滋病治愈，即使停药也不会反弹或传染他人，实现功能性治愈（functional cure），或称之为长期缓解（long-term remission）。
许多人认为，长期缓解对艾滋感染者意义不大，因为病毒仍在体内蛰伏，随时有可能死灰复燃。其实不然，该疗法就像癌症治疗一样，当有人罹患肺癌，通过化疗、放疗或肺部切除手术，五年后不再复发，医生就会告诉病人成功治愈了，这也是长期缓解的一种。
就近5-10年研究成果来看，我认为想彻底根治艾滋仍非常困难。即便是长期缓解，目前也仅“柏林病人”一个成功案例。
我的团队也在澳大利亚开展过类似研究，结果发现，进行具CCR5基因缺陷的骨髓移植手术，确实能帮助感染者清除体内艾滋病毒，但其作用机制和持续时间尚未确证，仍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也止步于此，因为许多受试者担心复发风险，移植后不愿停药观察，导致研究无法继续。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条非常有希望的治愈之路。
目前，我们仍需进行大量基础研究，弄清病毒为什么会潜伏，潜伏在哪里，如何复苏，以及如何使免疫系统更有效地发现和杀灭病毒库，等等。
攻克方案有三：一种是通过激活病毒库来彻底杀灭病毒，一种是使病毒永久休眠，还有一种是通过免疫疗法或疫苗加强人体免疫系统。我个人认为，免疫疗法最有望成功。
我本人就一直关注该疗法，它通常有两个方向，一种是通过药物加强自身免疫系统，让它们像监控系统一样，发现一个艾滋病毒，消灭一个。我正在研究免疫检查点阻断剂（ICB）在艾滋治疗方面的作用，这是一种备受关注的抗癌药物，能够帮助癌症患者重建免疫系统，或也能帮助感染者抵御艾滋。同时，我也关注如何利用药物，将休眠病毒逼出来。
另一种是通过疫苗疫苗等新工具，让抗体或免疫细胞识别并消灭抗原。去年，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陈志伟团队的研究发现，当特定的两种不同抗体共同作用时，识别艾滋病毒的效率更高，同时还能清除小鼠体内的艾滋病毒感染，这与疫苗的工作机理非常相近，令人兴奋。
基因疗法同样很有前途，即通过基因改造，使人具备先天免疫艾滋的能力。但该方案耗资巨大，低收入国家很难开展。
目前，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相关成果未能证实对人有效，还需临床试验加以检验。但开展相关临床实验仍极具挑战性，因为艾滋感染者已能通过治疗健康长寿地生活，但参与实验有可能让其病情恶化。因此，相关实验必须谨慎进行，慢慢做起。
不过，仍有许多人志愿加入研究，哪怕结果令人失望，也能进一步增加我们对艾滋这一疾病的认识，从而为人类攻克艾滋做贡献。
莎朗·勒温
艾滋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2014年召开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时，我是会议的联合主席，联合国艾滋署提出艾滋病防控三个90%的防治目标—即到2020年，90%艾滋病毒感染者将被确诊，90%经确诊感染者接受治疗，且90%在治感染者体内病毒将得到抑制。
但目前艾滋病治愈，如果维持当前政策不变，我们可能很难在规定时间内达标，同时距离2030年终结艾滋病流行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科学信息和技术手段。澳大利亚的一些成功经验或许值得借鉴。
第一，应该让每个感染者都能接受治疗。因为治疗是最好的预防，越多人接受治疗，病毒就会越难通过性接触传播。
其次，应该推广暴露前预防（PrEP），它有点像避孕药，当人们接触艾滋病毒前服用药物，就能预防感染。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向所有艾滋病高风险人群提供暴露前预防，有关研究也已开展数年，但目前许多国家仍未普及。
对此，澳大利亚也有许多示范项目，它们均由政府出资，为全国2万余名重点人群提供预防药物，去年这一范围扩大到所有人，效果很好。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对入境游客有一些艾滋病毒相关的入境限制。入境游客通常不需要进行艾滋病毒检测，但医学相关从业者和学生可能会被要求检查。此外，申请在澳永久居住的15岁以上外国人都必须接受检测，评估其健康状况，以确保对本国公共卫生风险降至最低。
此外，艾滋病不单单是个科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如果不改善社会环境，积极与重点人群和感染者社区合作，鼓励人们前去检测，及时治疗，那么，如今全球防治艾滋的成就将截然不同。
但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有关艾滋病和感染者的误解与谣言一直存在，许多人对艾滋病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对人们如何被感染等问题进行道德审判，甚至谈性色变，认为由性接触感染艾滋病是一种耻辱。有些妇女甚至连怀孕都羞于启齿，因此错过早期检测和干预艾滋感染的机会。
对于重点人群的歧视，一直是影响艾滋病防控的重要问题之一。歧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光医院或诊所，家人、朋友、同事都可能发生歧视。全球抗击艾滋病的三个愿景中，就包括零歧视，它应当受到法律政策保障。澳大利亚就有许多法律保障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权利，如果他们在学业、就业等方面受到不公对待，歧视者将被视为违法，并为此付出代价。
在1980年代，澳大利亚感染者也曾会被家庭甚至整个村庄排斥，当时艾滋仍是不治之症，人们对艾滋充满歇斯底里的恐慌，但如今，这一现象几乎绝迹。过程中，我们不断教育公众，让他们了解如今感染艾滋并不意味着死亡和羞耻。
如今，当人们得知我从事艾滋病相关研究时，大多数人并不会显得很惊讶或是担忧，而是表现出极大兴趣，有人甚至会说，这简直太令人着迷了。他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艾滋病毒，因而对尚不了解的信息充满好奇。
让感染者公开分享个人经历也很重要。他们可能是律师、医生、清洁工，也可能是谁的长辈、孩子、丈夫或妻子，人们应该知道，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过着平凡健康而丰富多彩的生活。在澳大利亚，政治家会主动倾听感染者社区的分享，这远比仅靠医生或科学家讲解要更有价值，也更有力量。
（作者系墨尔本大学和墨尔本皇家医院彼得·多尔蒂感染与免疫研究所所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艾滋病问题科学专家组成员。采访整理 记者/卢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