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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从“世纪瘟疫”到慢性病【大庆读本·民生】

阅读数:            发布:2020-12-10

“治疗过一次,就一辈子是我的病人。”关立娟说,艾滋病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都会好转,但是心理还是比较敏感和脆弱。她经常会通过微信跟他们聊聊天;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关立娟会第一时间回答;如果遇到好的治疗信息和理念,她也会随时发给患者。“他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关爱,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会想方设法帮他们。”

一次,一个艾滋病患者到外地出差,因走得匆忙,忘带药了,他向关立娟求助。关立娟把消息发到了患者微信群中,询问有没有服用相同药物的人。在找到药物后,关立娟又帮双方建立联系。最终,出差的患者拿到了药物,保证了持续治疗。

其实,像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关立娟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H5小程序。点进去后,除了有对“防疫抗艾”的宣传外,她还参与了一项“我是内科医生,我愿意救治艾滋病病人”的活动,她是第55035位接力人。据了解,这些发出承诺的外科医生名单都将被整理到一个专门的公众号上,方便患者留存。

“希望通过这一个小互动,促动手术歧视、拒诊问题解决一点点,也是尽我的努力为患者做更多的事。”关立娟说。

E常被误解的“防艾”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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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彩虹”志愿者胸牌。

在我市,“大庆彩虹”的发起人小卡,是个投身“防艾”工作八年的志愿者。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艾滋病去世的。两三天前我们还在一起玩儿,突然间就没有任何消息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特别大。”小卡说,他突然意识到,周围的很多朋友可能有感染的风险,因此,他开始联合几个朋友,进行艾滋病的宣传。“大庆彩虹”成立于2008年10月份,最开始只有五个人。小卡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始,大庆的艾滋病病例多了起来,“男同”不仅是高发人群,也相对隐秘,让他们去医院、疾控中心、社区检查,都很困难。所以,“大庆彩虹”的志愿者们承担起了在群体内进行初测的工作。

不被大家接受是志愿者们遇到的第一道坎儿。“刚开始,大家都很抗拒,都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我们就动员身边的好朋友来检测,之后再让他们去动员身边的朋友,有时真是把人家生拉硬拽过来。”小卡说,他们还买了小礼品,在动员对方来检测时说:“免费给你做个身体检查,还有礼品赠送。”有时对方明明答应来做检测,可到时却没来。

第二道坎儿就是经常被人误解。小卡告诉记者说:“我们在群里发检测的消息时,会有一些人说,‘你们就是为了挣钱’或者‘你们是不是就是感染者’之类的话。总之,刚开始,真的是很难。”

随着大家对艾滋病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志愿者们的不懈努力,检测工作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一些来检测的人知道我们工作忙,有时会错过饭点,会带一些面包、水果等吃的东西,这让我们特别感动,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小卡说。

2012年至今,“大庆彩虹”共做了8547例艾滋病初测,查出393例阳性。除了艾滋病初测外,他们还会对感染者进行心理疏导、转介服务和日常关怀等。

F让更多人融入进来,把志愿组织做大

“大庆彩虹”在慢慢壮大,它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

“现在大部分志愿者都已经到了‘奔四’的年龄,家庭和工作都要顾及,感觉精力越来越不够用了。”小卡告诉记者,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让更多人加入“大庆彩虹”,把这个组织做大,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我现在也不断寻找有精力做这件事的人,一定不能让志愿服务停下来。”

另外,小卡还有个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大众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感染者,艾滋病人可以像一般病人那样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这个社会、这座城市能对他们更加宽容。”小卡说。

日报记者 王治军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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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艾滋≠被判死刑

疾控专家:早发现早治疗,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可与常人无异

小贺(化名)阳光、帅气,充满活力,说话声音脆脆的,就是笑的时候喜欢抿着嘴,透着一丝丝腼腆。从外表和情绪上,谁也看不出他在两年前就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

因为发现得早且配合治疗,即使用现在世界上最尖端的仪器检测,他目前的病毒核算载量也在最低检测线以下。小贺说:“我以前怎么生活,现在依然怎么生活。我有工作,也有正常的社交圈子,我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规划几场旅行。除了每天要按时按量吃药,我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像小贺这样即使患了艾滋病,也能正常工作、生活、休闲娱乐的人,在大庆不是个例。截至今年10月31日,我市治疗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共计820例,其中体内病毒得到有效抑制、生存状态良好的比例,达到了99%。

A感染HIV不等同于患了艾滋病

一切以检测结果为准

小贺当初被确诊时,他觉得自己的生命被按了“倒计时”按钮,每天都会无数次抚摸着胸口,用力吸一口气,再重重吐出去,努力感受自己每一次的呼吸和心跳,以证明自己还“活着”。

“得了这个病,我还能活多久?”这是艾滋病患者来自灵魂深处的疑问。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科长唐煜辉回答得斩钉截铁:“发生高危行为后,早检测、早诊断、早治疗,而且能够做到长期服药、接受日常随访、按时检查,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可与常人无异。”

唐煜辉认为,之所以大家“谈艾色变”,是因为没有真正了解它。

“HIV病毒,也叫做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一个直径约120纳米的简单生命体,对外界的抵抗力特别弱,但一旦进入人体内,它就会在人体内不停地复制,一步步摧毁人类的免疫系统,致使人在遭受感染时得不到保护。在你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可以持续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唐煜辉进一步解释说,人体免疫系统中有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叫做“CD4细胞”,是HIV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数量为500~1600个/mm3。没有症状、CD4细胞数量在200个/mm3以上的,我们称之为HIV感染者;只有CD4细胞数量降至200个/mm3以下,或者出现一些临床症状了,才叫艾滋病病人。患者的免疫系统这时候已经崩溃,不但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后期常常发生恶性肿瘤,并发生长期消耗,以至全身衰竭而死亡。”

在感染HIV的急性期症状中,有的人会有一过性低热、腹泻、皮疹、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有的人却没有。“对于是否感染了HIV,不能凭借自己身体上出现的症状对号入座,要以是否有高危行为和检测结果为准。”唐煜辉说hiv,由于对疾病的不了解,和对隐私被泄露的担忧,一些前来咨询的疑似感染者甚至认为只要检测出阳性,就会被隔离。

实际上,若是怀疑自己可能感染HIV病毒,可以到我市各级疾控中心进行免费咨询和HIV抗体初筛检测,也可以到医疗机构自费检测HIV抗体;已经被确诊为HIV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可以到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或其他相关治疗。

个人隐私保护方面更不用担心。2006年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是我国防治艾滋病的“根本大法”,其中第39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包括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等;如有违反,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唐煜辉认为,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权,这也体现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消除因艾滋病带来的羞辱与歧视。

B72小时内使用阻断药

可以给自己一个“逃脱的机会”

唐煜辉提醒,在HIV感染后,要尽快开始抗HIV治疗,不要等到CD4细胞计数降至较低水平。越早诊断并及早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长期前景就越好。

我市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产妇在医院临盆时被检测出感染了HIV,医院马上对其丈夫进行检测,发现其丈夫也未能幸免。婴儿出生后,市疾控中心第一时间对孩子使用了阻断药物,并用奶粉替代母乳喂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治疗,孩子检测为阴性,排除了被感染的可能。

唐煜辉指出,由于现在没有有效的疫苗,避免高危行为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方式。如果不幸发生HIV的高危行为,一定要抓住黄金72小时,最好在两小时内尽早服用阻断药物进行暴露后预防,越快越好,并按照规范服用28天,可大大降低感染HIV的几率。

“药物‘阻断’HIV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用了HIV病毒感染过程中的几个阻断时机。”唐煜辉说,以性传播为例:病毒先侵犯黏膜部位,穿过黏膜屏障后进入人体的组织、细胞、淋巴结,并在淋巴结繁殖,最后进入血液。阻断的原理是在病毒到达血液之前将其杀死,达到阻断目的。“越早服用阻断药,血药浓度就能越早升上去,以保证在病毒进入血液前起效。当然,如果能在病毒到达淋巴结前、甚至在通过黏膜屏障之前就能达到起效的药物浓度,阻断成功率就会更高一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疾病的特殊性和药物的副作用造成的健康风险,并非每家医院都备有艾滋病毒阻断药物。如果普通人群明确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发生过高危性行为,可以向疾控部门或定点治疗医院求助,自费购买服用阻断药,给自己一个“逃脱”的机会。

一般情况下,服药2至4周做初检,满4周结果是阴,则可排除感染率为98%左右;满8周后复检,结果是阴,可排除感染率为99.99%;只有约万分之一的人窗口期在8周到3个月,为了100%排除感染的可能性,最好满3个月做最终复查,阴性即可完全排除感染。

需要注意的是,服用阻断药物后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服用期间出现副作用也绝对不能自行减药、停药,否则容易导致阻断失败。

C高危行为超过3周

绝大部分感染者就可以被检测出来

最大程度地发现感染者,是艾滋病防治的关键一步。

唐煜辉介绍说,男男同性恋、吸毒者、性病就诊者,是筛查出HIV感染者最多的人群。“现在,住院手术患者、侵入性检查、孕妇、产妇,都需要开展这方面的检测。”

需要警惕的是,艾滋病感染是有窗口期的。人体感染病毒后到外周血液中能够检测出病毒抗体的时间,一般为3个月。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一般超过2至4周,绝大部分就可以被检测出来了。唐煜辉建议高危行为发生3周后就可以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也可以等到8到12周再检测。“一般情况下,12周之内没有再发生高危行为,也没有检测到抗体,就可以排除感染的可能。”

“窗口期虽然检测不出抗体,但有可能病毒核酸已经在体内复制,同样具有传染性。因此,在这段时间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保护性伴不被感染。”唐煜辉提醒说,如果既往有过高危行为,没有做过检测,应该尽快检测。

检测出阳性,也不必恐慌,可以到疾控部门获得免费、保密、专业的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并告知性伴接受检测。“如果夫妻一方已经确诊感染了HIV,不管病情达到哪个阶段,都必须告诉另一方。如果不告知,导致另一方被感染,感染者要负刑事责任。”

D与艾滋病患者一起吃饭、泡澡

有体液接触也不会被传染

经过这些年的大力宣传,大家都知道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为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但也有人心存疑问:一起吃饭、健身、泡澡,发生了唾液、汗液的接触,会不会被传染?

答案是否定的。唐煜辉表示,唾液、汗液、眼泪、尿液虽然也算体液,但里面的病毒含量极低,不至于达到病毒感染的程度,而且这些方式的体液接触,也不会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哪怕是进入胃里,也会被消化酶消化掉,不用担心。”

除此之外,和HIV感染者呼吸同样的空气,共同使用马桶、门把手,拥抱、握手hiv,共用餐具水杯、毛巾被褥、健身器材,蚊虫叮咬,都是安全的。但如果是要拔牙,或是做肠镜、胃镜等有创检查,一定要到正规的、消毒规范的医疗机构,避免感染病毒。“75%的医用酒精可以快速杀死体外艾滋病毒,几乎不存在感染的可能。大庆的正规医院从未发生过患者因输血、拔牙等诊疗行为感染HIV病毒的事件。”

我市也曾有人“高度恐艾”,总是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不相信医院的检测结果,到全市各个医疗机构、疾控中心,甚至外省市到处检测。

“这种人一般都是承认自己有过高危行为,始终觉得体内被感染了病毒,但机器不够精准、检测不出来。实际上,他早都超过了窗口期,是肯定可以排除的。”唐煜辉告诉记者,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会推荐其到心理医院,通过心理疏导和药物等治疗手段调整一段时间就好了。“往年都遇到这种人,但数量不多,今年一例都没有。”

唐煜辉认为,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发展,HIV已经从过去的“世纪瘟疫”逐渐变为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可防可控的慢性病。“感染者如果使用三种以上不同机理的药物联合抑制病毒,就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在体内的复制。长期接受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让体内的病毒载量降低到检测不出的水平,帮助患者重建免疫功能,恢复机体的抗感染能力,从而降低艾滋病的发病率和传播风险。”唐煜辉强调,HIV感染目前尚不能治愈,感染者每天需要定时且终身服用药物,以实现长期的病毒抑制,因此HIV感染者需严格遵循“依从性原则”,接受长期规范治疗。

日报记者 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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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艾滋病患者的心灵自述

“一个人的时光,试着打开窗,我想在你身旁,微微笑如常……”

这首《瞳孔里的太阳》是群星在世界艾滋病日,为艾滋病患者演唱的励志歌曲,唱出了艾滋病患者的心声与希望。

那么,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又经历了哪些人们不知道的心路历程?

经过市第二医院医生的积极沟通,患者阳光(化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将自己的经历说给大家听。

一确诊

整个世界塌了,一晚上坐在窗前没有说话

阳光愿意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只有一个要求,让我提前发短信给他,和他确定是否有时间接我的电话。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16时许,在即将完成一个采访的时候,我发短信给阳光,问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方便。他回了两个字——现在!我原本还担心他是否会反悔或者犹豫,没想到这么痛快。

我打电话给他,他很快接了电话,那一声“喂,你好”清澈而清晰,如夏日清晨被雨露清洗过的空气。

阳光告诉我,他今年31岁,是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管理几十个员工。提及自己的病情,阳光不避讳去回忆。

2017年6月份,我觉得胃特别不舒服。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不按时吃饭是一定的,我去医院检查胃出了什么状况,医生让我做胃镜。在做胃镜前,给我开的例行检查里,有一项是HIV病毒筛查,后来我知道,每个做胃镜的患者都要检查这一项。取化验结果的时候,我的检查单子上显示:HIV抗体(+)!

“是不是弄错了?怎么可能?”我反复问医生,我怎么都不会相信,自己得了这种病!医生让我去专门筛查这种病的医院确诊,结果HIV分离试验是阳性。我不相信,又去了哈尔滨的一家医院复检,结果还是一样。不管我愿不愿意相信,我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体内的CD4-T淋巴细胞已经低到不能再低。医生告诉我,如果不立刻接受系统治疗,我将有生命危险。

从哈尔滨回大庆的路上,我的脑子是空白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我回到家,一整晚就坐在窗户前向外看。看着对面楼一盏盏灯关掉又亮起,我知道天黑过又亮了。

阳光说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听出悲伤,就像他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事情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难过也好,绝望也好,都无济于事,要活着就得面对。这时,我只有给我妈妈打电话。爸爸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妈妈现在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在老家。我和她说,我得了这种病,妈妈在电话里反复问我是不是在骗她,她和我一样不愿意相信。

我知道她很伤心,可她却很快调整了状态来安慰我,告诉我一定有办法,赶紧治。第二天,妈妈就来了,带着她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我强忍着没有哭出来,妈妈已经60岁了,我不能让她的世界也塌了。

二 治疗

被下病危通知,面临死亡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想活

阳光和单位请了长假,他并没有告诉大家,自己得了艾滋病。阳光说,他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更不想因此遭受异样的眼光,那样,他的世界就真的塌了。

如果我告诉大家我得了癌症,大家可能会同情我,怜悯我。可是,如果我告诉大家得了这种病,那应该是恐惧和排斥吧,紧接着大家会纷纷猜测、想象我的生活有多么糜烂。如果我说,我只是像正常人一样在生活,有人会相信吗?如果不是去做胃镜,我到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病,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种病离自己是那么遥远。

阳光在母亲的陪伴下开始接受治疗,去市第二医院,去哈医大四院,去北京偌安医院。

在北京住院期间,病房里,一位50多岁的大哥拒绝治疗。女儿、女婿、爱人都去了,怎么劝都没有用。护士给他静点,针刚扎上,他就拔下来,导致病情越来越重。他和我说,得这个病丢人,不想活,又没有勇气***,但是可以选择不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怎样劝他,因为我知道劝也没有用,自己心里的坎儿得自己过。

大哥没几天就去世了,病房里的病友说走就走了。我的病情也很不好,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

那段时间赶上过春节,医院里闹血荒,我需要输血,又对输血产生了抗体。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接近死亡。我原本以为我会很害怕,但我并没有。我也以为死会是一种解脱,但是也并没有。我放不下我的妈妈,如果我走了,谁来照顾她?

当一个人面对过生死的时候,就会把一些事情看得很开。在生与死的选择上,我选择了前者。我还年轻,这绝不是我的终点。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求生欲起了作用,我的病情在跌入谷底后开始好转,各项指标都向好发展。

2018年6月份,经过系统治疗,阳光的病毒载量降低到了检测不出来的水平,这也意味着,他只要每天早晚按时吃两种药,定期复查,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三 重生

可以“爱”,却选择了拒绝,当晚一个人喝醉

现在的我和以前没什么不一样,按时上下班,按时吃药。在网上的短视频里,经常有病友会发每天吃的药片,表现出的状态很崩溃。对于我而言,吃药就像正常吃饭一样,能活着就是最好的状态。

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珍惜和朋友的每一次聚会。虽说正常吃饭、洗澡不会传染,但是和朋友们聚餐,我还是会用公筷,因为疫情,我这样的举动不至于被视为异常。和朋友们去洗澡,我也会仔细检查身上是否有伤口。

平时,我没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除非遇到事情的时候。

阳光说的“遇到事情”,是指感情。当记者问他“是否有喜欢的女孩”时,他的语气有些低沉,情绪有一点失落。哪怕是说到自己已经接到病危通知时,他都没有这样。爱情对于这个年纪的他来说,应该是最美丽的向往和期待吧。

我怎么会没有喜欢的女孩呢?她很优秀,也很体贴,在去北京治疗前,我以性格不合和她提出了分手。她认为我说的不是真的,在我治病期间,仍然给我发一些逗我开心的小视频,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没有告诉过她我在哪里,也没有回过她的微信。可是,我不知多少次翻看她的朋友圈,看她发的状态。

回到大庆后,她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去单位找我。我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她,她哭着跑开了。即使在治疗期间,我都没有觉得这么痛过。

阳光说到这里,情绪有点失控。他说,得这种病,按理说是不应该喝酒的,可是那晚,他却一个人喝多了。他也可以选择坦白,用药控制好病情,和她在一起,可他不想她去冒险,那样做,是对爱人不负责。

“舍命奉陪,抵不住天公不作美……”和她分手那一晚,我反复听一首歌。

之后,我又遇见过喜欢的女孩,也只能找出各种违心的借口去拒绝。这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群体共同的痛吧,尽管努力活得像正常人一样,可是很多时候,心里还是会藏着痛。

治疗结束,我回到大庆,妈妈回了老家,我仍旧是一个人住。难过时,独自承担。除了妈妈,我不知道找谁倾诉。妈妈年纪大了,我不可能总去增加她的负担,如果可能,我倒希望她把我遗忘。我尽量减少和妈妈接触的次数,只有到节日的时候,或者特别想她的时候,才会打电话问候一下。入冬了,也会给她邮一些衣服和鞋,她自己不舍得买。

我很遗憾,作为她的独子,我无法结婚生子,这是她一生盼望的。以往每次春节回家,她都要给我安排几轮相亲。现在她不提了,我们都没有办法。

四 释然

希望每个人都好,不管是否健康,都能善待他人,善待自己

在阳光的记忆里,“痛”和“暖”的事情,都尤为清晰。

国家对我们有免费治疗和检查的政策。有一次,市第二医院的医生通知我去做免费的病毒载量检测,我去了,结果到现场,我都傻了。我看到站在那里排队等待检查的病友,每个人都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哪怕是熟悉的人,面对面也认不出来。而我除了戴个口罩,什么也没有做,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阳光说,对于这种病,他看得很开,他认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直到另一件事的发生,他才理解病友们的行为。

我现在最害怕自己得病,害怕去医院。

有一次,我感冒去医院点滴,护士在给我扎针的时候,我让她戴上手套操作,告诉她我的病,我不能欺骗医护人员。当我说完这些,我看到了护士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不停地对另一个护士使着眼色,这些刺痛着我的心。我想告诉她们,我现在是安全的,可是她们会信吗?我很感激感染病医院的护士,每次给我静点时露出的微笑。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得我们这种病的人会有病友群,甚至会有公益组织,大家对这种病的认识很客观,也很包容,他们是活在阳光下的,而我们又何尝不想?

阳光说,每年的艾滋病日,他都感触良多。他感恩国家为他们承担了很多治疗费用,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除了医生和妈妈,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起我的病情,包括身边最好的朋友们,因为我需要社交,需要被接纳。你是第二个知道我病情的陌生人,第一个是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北京住院期间,有媒体要采访我们,病区里只有我同意了。

阳光突然对记者说:“谢谢,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

在我们还算健康的时候,不管是对自己,对家庭,还是对社会,是可以多贡献一份力,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如果我能让大家更了解这种病,更了解我们,我愿意去做更多,这也是我接受采访的原因。

如果大庆真的需要我们做一些公益活动,我一定也会积极去参与。

阳光告诉记者,他喜欢旅游,每年都会背包出去转转。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四川,因为他认为那里的包容性特别强。他喜欢唱歌,刷抖音,和朋友们聊天,说梦想。而他的梦想是今后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把母亲接到身边,不想总给别人打工。

这种病改变了我太多,我现在再也不会因为员工做得不好,在开会的时候拍桌子、扔东西,他们每天陪伴着我一起奋斗,都很可爱,也都不容易。我再也不会在开车的时候埋怨前车走得太慢,因为快与慢都是一种风景。我再也不会因为阴天下雨而心情不好,因为活着就已经很好了。多想想这个世界的美好,不要管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希望每个人都好,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不健康的人,都能善待别人,善待自己。

和阳光通话近一个小时,除了偶尔的低沉,他的声音一直很阳光、爽朗。可他却一直没有说出“艾滋病”这三个字,一直在说“这种病”,这三个字终是他不能触及的痛。

采访的最后,记者告诉阳光,如果他愿意,可以加记者的微信,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聊聊天。

阳光说:“你很善良,如果哪一天在街头遇见,对你微笑的陌生人,或许就是我。”他最终没有添加记者的微信,或许是因为他不想自己的世界被人打扰。

在这里,记者也祝福阳光,希望他每一次抬头,都能望见暖阳,心终会到达盼望的地方,也希望他能喜欢这个名字——阳光。

日报记者 沈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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