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岁的男孩今年6月发病，家人为了医治已倾其所有。
在河南有“艾滋病村”之称的后杨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父母，自1996年后所生的孩子有38%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 金焱 鲁伊 苗炜 程磊
卡尔维诺在他的《烟云》里写道：“古往今来一直有人生活在烟尘之外，有人甚至可以穿过烟云或在烟云中停留以后走出烟云，丝毫不受烟尘味道或煤炭粉尘的影响，保持原来的生活节奏，保持他们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样子。但重要的不是生活在烟尘之外，而是生活在烟尘之中。因为只有生活在烟尘之中，呼吸像今天早晨这种雾蒙蒙的空气，才能认识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艾滋病，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烟云
100万的数字从何得来？
11月下旬，在广东的一个小镇上，专门为吸毒者购买清洁针具提供方便的药店已经推行“针具市场营销”一个多月了。小镇的名字并没有公开――无疑这里是吸毒高发区。毗邻广东的广西也有这样一个试点区，同属于卫生部今年实施的所谓“针具市场营销”的几个试点区之一。它们显然共同面对着一个“说与不说”的难题:新措施显然在法律上有相抵触之处。
在艾滋病威胁下采取的妥协办法并不只是这一项。在重庆，从12月起，公共场所及各大宾馆将得到卫生部门投放的免费安全套。与广东的举措一样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这项安全套干预计划提出的目标是:力争每年向高危人群(吸毒、卖淫、嫖娼等人员)免费发放安全套100万只，到2005年，使全市高危人群的安全套使用率达到50%以上。
有关防治艾滋病的努力，在中国，政府唱主角的时代正在来临。
更显著的标志来自于一个数字――卫生部发布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通报中显示，2002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7%，虽然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累计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100万人。
100万的直接意义在于，平均算下来，就是每130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这多少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但作为发布者，卫生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却十分平静。疾病控制司二处处长郝阳说，说100万也好，150万也好，数字能提供的是，“艾滋病在中国的总趋势就几个字――非常严重”。
100万和150万的区别其实很大，有人甚至将此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事件。这个说法来自联合国一个工作组在结束对中国艾滋病最新状况的评估后，公布出来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新社对此报道说:报告称艾滋病的流行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报告指出，数字并不能反映事实全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度hiv病毒，许多隐藏在“冰山一角”下的危险因素还没有被完全注意到。“巨大的危险”译自报告中所说的“titanic peril”。而所谓的“泰坦尼克”事件则是在这份联合国的报告中，出现的数字高于中国的官方统计。中新社援引新华社报道说:报告援引专家的估计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可能已超过100万。
中国官方新数据很快在11月下旬公布。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戴志澄同时又是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他说，卫生部公布的100万是有关专家测算的结果。
郝阳的解释是，85万是去年的估计数，加上今年上半年16.7%的增长，计算出来的估计结果是100万。也有人用更为技术性的名词称这种计算方法为组分法――根据几个数学模型来推算，“基本能把人算得迷迷糊糊”――总之“算法非常复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景军告诉记者，数字的得来一是历年监测数据，另一个是病历报告数。病历数是随机的，发现一个报一个，而监测数据则是针对五类人群:吸毒者、长途卡车司机、孕妇、性病患者和性工作者，他们由哨点进行监测。有资料显示，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监测网络还算比较完整，比如设立了42个国家级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监测哨点，对高危人群进行一年两次的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血清学检测。到去年底，这些国家级监测哨点已增加到158个，建立起初筛实验室1800多个，确认实验室44个。
在枯燥的数字探讨中，相当一部分专家的观点趋向认为，更重要的不在于数字如何加减乘除，而是中国有关机构与世界上相关机构或组织对艾滋病严重性的认识差距正在缩小。有人甚至说，在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数字趋同正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所迈出的坚实一步。
其实，促使这种转变的因素真正来自对事态的预测:“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专家估计，到2010年我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就是，届时就是每130个中国人中将有一个是艾滋病感染者。
选择哪种恐慌
专门为吸毒者提供方便的“针具市场营销”试点的消息刊出后，广东省宣传部门就打下“尽量少报道”的招呼。对政府而言，一个小镇背后，是“至少43万”的全省吸毒者估计数。而从监测部门得到的数据更让人难以轻松:广东全省吸毒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从1996年的0.02%上升到1999年4.32%。2000年到2001年，广东省共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1874例，其中81.3%是因静脉吸毒感染，静脉吸毒者中有52.69%共用针具。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集中区，让政府恐慌的是，感染区正从珠江三角洲向东西两翼扩散，从高危行为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在重庆也面临同样的窘境:今年1～10月，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75人，几乎是1993年～2001年的总和，全市已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56人。在今年发现的75名感染者中，72%是通过吸毒共用针头染病，23%的人则是通过性乱染病。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今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群从吸毒和打工者向知识阶层靠近。
郝阳也指出，艾滋病的扩散总是要从特定人群通过各种途径向正常人群转移，这里主要就是经由性传播。有专家指出，在城市和农村，两股同样的力量正在影响着艾滋病从单一群体向一般人群迅速扩散。在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了接近毒品的机会。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成为艾滋病的主要载体。在中国1.2亿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年龄在15岁到45岁之间，这些青壮年人口大多在教育、监控和治疗上都存在巨大障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这些人大多与社会相脱离，如果在法律上或经济上陷入困境，迫使他们回到家乡或迁移到其他地区，他们中的HIV感染者走到哪里，艾滋病毒就随之在哪里扩散。”而据权威部门预测，未来5～10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将以平均每年500万的速度增长。
目前中国经静脉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占到总数近七成之多，这个比例常常使普通公众面对艾滋病的意识发生扭曲――有专家预测，异性间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将成为艾滋病感染增长最快的祸首。所谓“一夜情”和婚前性行为的显著增加预示着中国“性开放”时代的来临。“夫妻、情侣、青少年和孕妇等都要被牵进艾滋病感染的大军中，性传播渠道对我国影响有多大？一旦进入性传播途径，过了10%的增长速度，我们就控制不住了。”景军说，“中国正在一个很大转变的关口。”
有关机构显然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很大转变的关口。这个转变在今年秋季尤其明显。记者在采访郝阳时，郝阳对情况的描述给人“大难临头”的印象，他的话语里充斥着这样的判断:“将来问题会更严重。我们做的实际工作很有限，我们现在是低流行国家，很快就会变成高流行国家。虽然我们坚决打击非法采供血，但地下采供血者仍然存在……”之后他也有些感慨:可能这些话在半年前、一年前就不会这么说，“可能你们会觉得我们变得有些突然hiv病毒，实际上是我们要从国家的角度，从更全面的角度考虑问题，毕竟这些已经不是秘密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预防科学研究院院长曾毅警告说，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当前还存在三个严重不足，即对艾滋病出现大流行的估计不足，对艾滋病严重危害的认识不足，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投入不足。他指出:“中国能用于遏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若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
有专家说这正是政府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为使艾滋病人尽早用上抗病毒药物，政府正就免征进口药物关税、增值税等问题与有关部门磋商并已初步达成共识;注重加速药物国产化进程，从而进一步降低抗病毒药物成本，并准备对贫困地区病人进行补助等等。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艾滋病病毒扩散的速度往往超过了这些措施发挥效力的速度，对政府而言，这种恐慌是更大的难题。政府的选择只能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在艾滋病控制领域的职能，投入更多财力人力，唤醒公众的防病意识。
当艾滋病成为政治问题
给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的举措带来的第一个冲击是，吸毒者的身份在法律上的界定。11月23日，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有关艾滋病在中国立法的一个模拟听证会。北京爱之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胡佳说，这样一个有近200人参加的立法听证会用了一年的时间做准备，就是因为它太重大了。
据介绍，这一次模拟听证会将形成政策建议，交给政府。胡佳说:“艾滋病在中国蔓延得很严重，主要是立法迟迟没有进行。而没有立法的原因在于政府在对付艾滋病方面几乎还是新手。”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为强化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法制化管理，《艾滋病防治管理条例》正在起草之中。
而之前的“敏感”所在――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中，吸毒、卖淫嫖娼等都是政府打击的对象――如何平衡这两者关系？郝阳说，现在政策也是不断地改变，方向就是愈来愈宽。“卫生部门与公安部门意见可能相左，但是在现在打击还不能根除的情况下，我们之间有这样一种默契，做一些补救措施。”
戴志澄回顾说，从全世界对待艾滋病的角度来看，整个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81年艾滋病刚刚发现时，人们将之确认为生物问题、医学问题。但是涉及到传染，涉及到公共学问题，单纯用生物学办法就不行了，于是到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成为社会问题。到90年代末，艾滋病成为全球的政治问题。“艾滋病现在已经和恐怖主义、人类安全相联系起来”――“很多感染艾滋病的国家连兵都征不出来，已经变成了军事问题。”
戴志澄说，安南到中国来了四天，讲了三次艾滋病。作为参加者之一，戴志澄印象很深的是安南着重强调的几点，包括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应该成为国家很重要的任务，应该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在戴志澄看来，中国目前正处于艾滋病问题发展阶段的过渡时期――“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
广东在“十五”期间每年都要安排1000万元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景军算了一笔账:扶贫工作在中国是很有说服力的标尺。在改革开放前，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有近3亿人，在政府努力下，这个数字基本由3亿减少到3500万。在云南和河南等省的艾滋病高发区往往也是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假设8年后艾滋病病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按有关机构估算，感染数将达到1000万。现在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有至少一半的农村人口和贫困人口。按这个比例，那时中国因艾滋病感染的贫困人口将达到500万。而按常理来算，除艾滋病患者本身会直接成为赤贫人口之外，家里的亲属也至少有二到三个亲属，比如父母、子女等因此而沦为赤贫。这样因亲属患艾滋病而变为赤贫的人口是1000万到1500万，总共加起来，到2010年中国因艾滋病而成为赤贫人口的人数将是1500万到2000万。这样的估计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而这样庞大的赤贫人群显然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难题。
戴志澄认为，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非洲教训”，那里有些国家艾滋病感染数已经达到总人口的30%，“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是艾滋病时就不存在歧视不歧视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国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