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艾滋病防控初见成效，中国却仍在恶化
人类关注和对抗艾滋病的脚步从未停止：1988年，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1996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成立；2000年各国元首和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千年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2015年全球已实现了关于艾滋病的千年发展目标：遏制并扭转艾滋病疫情，并通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流行。
为实现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目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了2020年中期目标——全球每年新增HIV感染和死亡人数应控制在50万人以内。
但目前的情况还是不容乐观：2010年到2016年全球新增HIV感染人数下降了16%，在69个国家均有下降世界艾滋病日，且2017年全球新发HIV感染和死亡人数分别降至180万人、94万人，较历史峰值已减半，可是这离50万人的目标还有明显差距。
全球艾滋病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却持续增长
注:中国新发病人数为新发 HIV和新发艾滋病人数之和
相比之下，中国的形势则更加严峻，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指出，截至2018年9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85万，死亡26.2万例。从人口基数来看，中国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但与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下降趋势相反，中国每年新发感染和死亡人数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近十几年间扩大了十倍以上。
中国艾滋病性传播占比已达95%
男男性行为成新“增长点”
艾滋病主要有三种传播途径：血液、母婴和性行为传播。
在中国，艾滋病最早大规模出现是经血液传播，主要集中在吸毒群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部一些地区由于人为事故导致采浆操作污染引发血源感染HIV。
直到2007年，HIV经性传播以42.3%的占比首次超过经血液传播的29.2%，此后该比重持续上升，近三年均保持在95%左右，成为每年新发HIV感染的首要因素。
九成以上为性传播，男男同性传染达历史峰值
注：2015年后性传播之外的途径数据缺失
在经性行为的传播途径中，男男同性传播问题尤为突出。2006年，中国新发HIV感染者中仅2.5%经由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而2015年这一比例攀升至28.2%。
据估计，男男同性恋人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2%，但他们已成为各类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人群。
中国艾滋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平均高达8%，即每100名接受调查的男男性行为者中，平均就有8例HIV感染者，而在中国总体人群中HIV和艾滋病流行率仅为万分之一左右。
艾滋病高风险人群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新发HIV感染的“重灾区”。在中东及北非、东欧及中亚这片区域，98%的新发HIV感染发生在高风险人群中，远高于全球47%的水平，其中注射吸毒者和嫖客及高风险人群性伙伴分别占四成和三成；在欧洲中西部及北美地区，男男性行为者传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最为严重，近六成新发感染出现在该群体中；另外在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跨性别女性（Transgender women）也成为HIV感染的高发人群之一。
新发HIV感染主要出现在高风险人群中
注：跨性别女性（Transgender women）为出生时生理性别为男性，性别认同为女性，由男性转变为女性的跨性别者
青年学生及高风险群体知行分离严重
在青年学生群体中，男男性行为传播问题更为突出，据原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在青年学生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HIV的比例已达81.6%，形势相当严峻。
此外，青少年是中国感染艾滋病数量上升最快的群体，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指出，2011年到2015年，中国15岁至24岁学生HIV感染人数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HIV发生在18岁至22岁的大学期间。
近两年，在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宣传普及下，增长有所减缓，但每年仍有超过3000名学生新感染案例上报。
15~24岁学生每年新发HIV感染人数
感染人数（单位：人）
近几年艾滋病疫情在学生群体中的流行，一定程度上和他们性观念及性行为的变化有关。中国疾控中心2005年针对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的调查报告显示，本科学生发生过性行为的综合比例为10%，其中男生为女生的三倍左右，性行为报告率分别为14.9%和5.8%。从大一至大四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从6.1%依次增加至15.0%。此后该调查并未再更新，而十几年间，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有研究者对2010年至2016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生性行为状况的文献进行了综合分析，最终纳入66篇文献，累计研究对象47.6万人。结果显示，调查时间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的研究计算得出的大学生性行为综合发生率为14.6%，2010年至2015年的调查结果则提高至17.4%，近两年这一数字估计已提高至20%左右。随着年级的提高，性行为发生率增加明显，大四学生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约为大一学生的2.5倍左右。另外中国东部及城市地区的学生性观念相对更为开放。
中国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逐步提高
与开放的性观念对比鲜明的是，青年学生以及高风险群体对性行为安全性的忽视。诸多研究显示，高校学生艾滋病的知晓率超过90%，然而2010年至2015年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的调查发现，首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48.5%，其中与临时性伴安全套使用率只有20%，而与商业性伴及男性同性性伴发生性行为时的安全套使用比例均在5%以下。
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艾滋病知识普及率和实践率同样不成正比，在认识到减少性伴数量能预防艾滋病的被调查者中，仍有超过七成具有多位性伴侣。2010年至2013年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哨点监测数据显示，该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逐年提升，且均在90%以上，四分之三接受过免费安全套发放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但是发生肛交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却不足半数。
青年学生及高风险人群知行分离严重
注：VCT（HIV Voluntary Counseling & Testing）即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是指人们在经过咨询后能够使他们对于艾滋病检测做出明智的选择的过程。这一决定必须完全是求询者自己的选择，这一过程是完全保密的，检测要求实名制；严格遵循自愿、保密、实名原则。
这种知行分离的现象与不够完善的疾病教育科普不无关系。一项调查对比了中美大学生获取艾滋病知识的渠道，结果发现中国学生不少是“自学成才”。
大众媒体和网络是中国学生获取艾滋病知识的首要渠道，在学校接受过相关教育的仅有四成；而超过七成的美国大学生通过学校获取了艾滋病知识，该比例略高于网络和大众媒体。
中国家庭发挥的作用则更加有限，不足一成的学生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相关知识，而这一比例在美国学生中超过了半数。中国相对保守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话语体系中对“性”的强烈羞耻感，“羞于谈性”的中国父母和缺位的学校教育，给孩子们健康成长的道路上埋下了不可估量的安全隐患。
中国父母和学校缺位明显，学生“自学成才”
中美大学生获取艾滋病知识的主要途径
主动检测，知艾防艾
今年的12月1日是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参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主题”Live life positively - know your HIV status”，中国的宣传主题确定为“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享健康”。
随着艾滋病治疗手段的不断完善，及时获得治疗的HIV感染者生存质量及预期寿命都有了很大提高，甚至接近正常人水平，死亡率的下降使目前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数量持续累积。
在2013年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愿景，同时提出3个“90%”的防治目标，即到2020年，90%的感染者知晓自己的感染状况，90%已诊断的感染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疗，90%接受治疗的感染者体内病毒量得到抑制。
王斌指出，中国艾滋病防控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实现第一个“90%”的目标。据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截至2018年底，中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达12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并不知晓自己的感染状况，疫情扩散的风险不容小觑。
后两个目标中国相对完成较好，目前确诊的感染者约有80%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90%的治疗成功率也基本实现。但相比艾滋病疫情防控效果较好的欧美地区，以及2020年的防控目标，未来还需加大宣传教育和检测推广。
中国三分之一HIV感染者未被发现 感染风险增加
注：除欧洲中西部及北美地区为2016年数据，其余均为2017年数据
其实中国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艾滋病防治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即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提供免费母婴阻断药物；为农村和城市低收入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一关怀”指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并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患者参加生产活动。该政策被写入2006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这也是中国专门制定的第一步针对单一病种的行政法规。
后来中国开始逐步推行艾滋病“发现即治疗”，原国家卫计委艾滋病防治临床专家工作组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张福杰介绍，中国于2008年首次提出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标准为CD4细胞数小于200个/立方毫米，2012年和2014年该标准分别提高至350和500个/立方毫米。2016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原国家卫计委发布新的标准世界艾滋病日，不再设置CD4门槛，实行发现即治疗。
人类与艾滋病的对抗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疾病防控不仅需要个体层面健康意识的提高，更需要家庭、学校、医院以及全社会形成合力，了解艾滋、正视艾滋，积极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终结艾滋病，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